沙上民众革命斗争史实纪略 陆福兴 张家港这块热土,哺育了无数优秀儿女,其事迹感天动地,其精神光照后人。张家港历史上的许多革命志士早已被人们传颂,沙上也同样涌现了不少的革命先辈,他们为我们这块土地洒热血,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贡献了他们的一切。
( j3 W8 D3 \& Y& S( r' T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沙上百姓日渐觉醒,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斗争。1928年,合兴一带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南川港村民陶金才、赵小书等人,在著名农运领导人茅学勤的教育启迪下,组织了震惊沙洲的农民暴动。他们秘密组织民众,研究具体的行动部署,于3月的一天黄昏,数十名合兴、晨阳、后塍等地的农民,手持刀棍,集中在合兴悦来村附近,与近百名同样手拿刀棍的福利垦殖公司的民工一起,直奔店岸,包围了福利公司,公司头头闻风而逃,义愤的民众遂放火烧毁了公司的房屋等。这次成功的暴动,极大的震慑了地痞恶霸,大长了百姓的威风。可惜的是,同年5月,赵小书、蔡汉文等人于南川港,遭到了国民党和反动民团的“清剿”,不幸遇害。* J. p# V5 `* }- E7 C. D
1936年,合兴的耿石民勾结东莱乡的张星石和西港的陆联石等恶势力,巧立名目,借疏浚二干河之名,搜刮百姓钱财。他们按人头收水利费,还要农民出工,对此,村民怨声载道,当时年已六旬有余的谭九斤挺身而出,要求按人头、田亩各半的分摊方法,和耿石民等交涉。耿石民对村民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反诬谭九斤煽动村民破坏水利建设,这年的12月,常熟县西港法院将谭九斤抓走。四乡的村民闻讯赶来,把法院派来的人围住,据理力争,讨要公道,谁知耿石民倒打一耙,反诬村民抢劫造反,农民义愤填膺,冲进耿石民家,砸家具、扒房屋,不可一世的耿石民吓得溜走了。第二天,耿石民等联名诬告农民造反,国民党常熟县当局到处抓人。谭九斤为了保护村民,不顾年老体弱,背着荞麦粉,步行到常熟投监,把此次事件的责任统统一人承担下来。在公堂上,他大声呼吁:“冤有头,债有主,不要残害无辜百姓。”他的一喊,感动天地。常熟县法院也怕事情闹大,就顺水推舟,只判谭九斤一人。谭九斤的义举,受到了合兴一带村民的赞颂。
$ X4 L8 C5 n" y2 Z沙上的革命斗争还有许多,悦丰村民高扣林,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安排新四军部队食宿,并向部队报告日寇、汉奸活动情况,日伪迫害其家人,也没有动摇他的革命信念。常家地下党支部书记丁士坤,积极想办法抗捐抗粮,对国民党的乡保长们进行教育,还做好通讯联络、收集情报等。还有毛友成深入虎穴送信、李均送出警告信等等,他们都为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1 V- c8 H9 c/ \4 Z 由于沙洲沿江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加上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沙洲地区建立的地下交通网线有许多,这些交通线在江抗东路南下北上中起的重要作用也远远不止是接送军队和干部,还起到了很多其他作用。! ^, f* v0 L j( a) [. b
第一条是锦丰店岸交通线。存在于1941年8月至1947年间。其主要作用一是日伪“清乡”后接送澄锡虞、苏常太地区的干部撤往苏北。二是接送南来北往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三是运送武器、弹药、报纸、传单到江南。四是给南下武装反“清乡”的武工队当向导,包厚昌第二次下江南就是该交通线接送的。' o. T/ c( Q& g% I9 k2 \
第二条是东界港交通线。存在于1942年10月至1949年1月。在沙洲东部钱圩岸、郁家桥、七圩港、朝山港等地建立联络点。从江阴船厂专门购买了一条木船,以装运货物为名,来往于大江南北。其主要作用一是接送南来北往的地下交通员。二是为苏北江南办事处递送无锡、常州、沙洲等地的情报。三是运送大批武器、弹药、宣传品、储备券到江南。四是接送南下侦察和北上的干部。& h' _, g. x* V% g2 ~( Y
第三条是后塍交通线。存在于1940年10月至1941年10月。其主要作用一是传递我党我军内部信札文件。在“清乡”时期,该交通站人员还伪装成捕鱼的,利用摇网等暗藏信件,需要时渡河送信,保证了封锁线南北的交通联络。二是负责上下交通联系。1941年6月,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三团来到沙洲,由该交通站联络、接送,使谭震林、江渭清等及时找到沙洲县政府。三是接送转移或北撤的同志。- H+ i5 e' t2 [% `. }/ |) ?, _
这些交通线都是我方南北联络的重要通道。虽然日伪疯狂“扫荡”和“清乡”,妄图切断这些交通线,但是沙上人民采取种种办法,以鲜血和生命保卫着这些交通线。这些交通线除了接送干部战士、传递情报资料、运送武器物资等作用外,还接送了大量江南子弟北上参加新四军,补充了部队兵员。1943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形势急剧发展,部队亟需增员。在敌占区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稍有不慎即会被杀害。但是,沙洲党组织在一年多的时间內,还是动员了江南百余名青年参军,并通过交通线护送到苏北,不仅补充了新四军兵员,更为南下苏南提供了熟悉地理民情的战士,为南下开展武装抗日斗争,也为后来大军渡江解放江南创造了条件。
+ c' L8 {+ E8 g4 i# T' s4 U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共产党员挺身保护老百姓,老百姓全力掩护共产党员的无数生动事例,诠释了党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深刻含义,诠释了党群之间、干群之间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关系由来。翻开党的历史,令人感受很深的一点是共产党新四军同沙上老百姓之间的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 Q% r# p! Y' v) P7 R d
据焦康寿同志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合兴常家埭一带群众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们党开展地下斗争。
0 s* O5 g5 e6 g7 X& m" c7 C3 p 1941年7月初,日伪集结重兵对我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清乡”,我们党在沙洲县坚持了3个多月的反“清乡”斗争,10月初奉命北撤,不久,上级又决定派焦康寿回江南,负责恢复沙洲县党的工作。1942年初,大年夜那天,何洛带焦康寿渡江南来,决定利用日伪过春节可能松懈一点的机会,冒一下险。在如皋永安沙乘渡船傍晚到达十一圩港,日伪军和检问所人员果然检查得很松,很快就放行了。何洛带焦康寿到锦丰镇他老伯家吃年夜饭,那里的环境并不适宜他们立足,他们又到了常家埭何洛的大叔陈继林家。陈继林夫妇知道他们的身份,欢迎他们在当地立足,还出了一个很好的主意,叫他们办一个单级独教的小学作为掩护,因为常家埭民居多,人口密集,年幼的儿童去合兴街小学或牛市街小学太远,很不方便,希望能就近入学。陈继林还拿出一间房子给他们做教室,一间侧厢让他们做宿舍。
) O- C [" O( q3 c 他们两人是这里的不速之客,办个小学并不容易,起码要经过伪乡、保长的同意。当时牛市乡伪乡长江禹畴先生与别的伪乡长很不一样,既不是地主,又不是流氓恶霸之类的人物,他本是位小学教员,为人正派,没有劣迹恶行,在当地名声相当好。他们也就很放心在这里立足。何洛、陈继林还托江禹畴替焦康寿办了一个真“良民证”,他丝毫没有犹豫,办好真“良民证”后亲手交给焦康寿。这样,焦康寿的活动就方便多了,假“良民证”毕竟破绽多,很容易出问题。
0 u3 J$ G/ ~7 v: R4 p 当然,在“清乡”后的日伪统治下,常家埭的环境同样险恶。邻近的福前镇是日伪据点,合兴街、西港不仅有日伪,还有既是伪军又是国民党特务武装的忠救军耿士廉部。何洛在“清乡”前是我党我军公开的工作人员,这时虽然声称已经脱离新四军,但人们不可能完全相信他。而焦康寿呢?在那里是无亲无故的陌生人,相当显眼,虽说在教书,但大部分时间在外活动,对外只说在做生意跑单帮,但毕竟不太像。陈继林一家固然冒了很大风险,江禹畴承担的风险同样的大。周围邻居其实也都很明白他们的真实身份,但大家心照不宣,绝不吐露一点风声,为他们严守着秘密。
5 T! j" ? x8 {/ ~% B 他们刚立足不久,福前镇日伪军下乡清查户口,那天焦康寿刚刚外出工作,查到何洛不是本地户口,日伪军要把他抓走,幸亏有江禹畴和伪保长陈玉佩出面担保,陈玉佩还追到半路和翻译说情把何洛带了回来。否则何洛必定要吃点苦头,甚至遭到不测,至少不能再在那里立足。
4 u4 @% n7 E9 L 江禹畴的嫡亲侄子江青林,是何洛在大南中学(现沙洲中学)的同班同学,思想很反动,何洛在“清乡”前的情况,他是清楚的,现在的情况他就摸不透了。因是邻居,经常到他们处来聊天,对他们肯定有怀疑,他对他们的威胁特别大,但江禹畴对他们的情况严守秘密,也和众邻居一样与他们正常交往,江青林一时无从摸到他们的底细。待他带领忠救特务武装公开作恶时,焦康寿和何洛已先后转移到别处立足,常家埭这一带已有较好的党的基础,还有相当多的群众积极分子。3 T5 }& o. j2 E2 e0 m
焦康寿在常家埭立足一年多,何洛在常家埭立足两年多,日伪军下乡骚扰的次数并不少,忠救特务武装也多次在这里出没,都是有惊无险的过去了。何洛在这一带吸收了五六名优秀党员,动员了好几位优秀青年参军,培养了众多的积极分子,结交了好多可靠的朋友,常家埭就成为我地下党和武工队的可靠活动据点。更重要的是,焦康寿在这里一开始就能顺利地立足下来,对开展沙洲全县工作有极大的帮助。不仅如此,在解放战争期间,何洛、成国粹领导地下党和武工队,常家埭仍然是重要的活动据点。+ Y5 \+ S( ?( y
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共产党的干部只要敲开老百姓的家门,总能找到安全的藏身之处;在敌人突然搜捕面前,老百姓全家都会挺身而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换取我武工队员的安全。
, Z; d0 \1 a, J7 {# K合兴地区的姚陆氏,就是被成为沙上的“阿庆嫂”的英雄。被称为合兴的“阿庆嫂”的姚陆氏,是悦丰村的普通妇女,打心眼里拥护新四军,一次新四军江南保安司令何克希、政委吴仲超率领的部队驻扎在老圩埭,他们的行动被敌探发现,日伪一早就来偷袭。新四军英勇抵抗,冲出包围,姚陆氏迅速将新四军留下来的毛巾、衣被等用被单包好,捆上石头沉入河中。日伪军挨户搜查,终无所获,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房,顿时整个埭上火光冲天,这就是百姓传颂至今的火烧老圩埭事件。事后,姚陆氏捞起东西交还部队,还把两个儿子送到部队上,参加了革命。6 \) ?" f4 R$ d9 b; P
还有福利的施相坤、悦东村的黄献宝夫妇、长红村的龚荣根、店岸的朱银标、向阳村的陈云龙、南兴村的杨才郎、李林等,他们为掩护革命志士,有的身陷囹圄,有的献出了生命,是他们,尽管没有拿刀枪上战场,但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名副其实的坚强战士。8 `' ]' b( q! ^/ ]! E8 Y7 L5 t3 V
在抗日战争中,江抗东路是有进有退,既有东进,又有西撤;既有南下,又有北上。江抗东路的战略转移,大都是以沙上沿江港口为基点。抗日战争时期,江抗东路大规模的北撤有两次。# e3 B Q: D/ q2 C7 D9 z; G1 v
第一次是在1941年7月至8月间。由于日伪首先在长江下游进行大规模“清乡”,江南形势日益紧张。7月下旬,新四军六师师部急令坚持内线的部队及地方干部迅速转移北撤。地处沿江的沙上人民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掩护干部北撤的光荣任务,分别建立了两条经沙洲直达苏北的隐蔽交通线。一条是从江阴祝塘到后塍区的方基坝交通站,越过封锁线到达护漕港联络站。另一条是从常熟王庄经福前东南的黄家港,通过封锁线到锦丰楝树港联络站。经这两条交通线北撤的干部先后达四百多人。此外,还有大批与组织失去联系,主动取道沙洲的江南地区党、政、军人员,在沙洲人民群众掩护下北撤。沙上沿江人民不顾自身安危,当向导、运物资、筹船只、送粮食、救伤员,为掩护干部北撤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沙洲地方干部和部队直到10月除留守人员外全部北撤。! f# @2 g' s% `
第二次大规模北撤是在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当时,中共中央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主动撤出苏南、浙江、皖南等八个解放区。中共沙洲县委紧急部署北撤准备。全县突击征收了近千石粮食和一部分棉花,抢运了一百余万斤芦苇,征收税款数千万元(法币),在护漕港集中了粮草,控制了船只,迎接浙东主力部队和苏中六分区部队北撤。至11月下旬,沙洲县委全面完成了接应主力及周边县党政军人员北撤的任务。沙洲党政军干部仍然是坚持到最后才北撤。
8 d1 y. {! I m- L 从渡江战役到解放沙洲全境,沙上民众也倾尽了全力,其中三兴的朱汉清和施连富功不可没,永载史册。
. g& U3 e, |3 n% W- ^2 w1949年的春节后,朱汉清的30吨的木船被解放军征用,朱汉清就指导解放军战士摇橹、扯篷、撑篙等,熟悉船上的一切,为渡江战役作准备。4月21日晚,渡江战役正式打响,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横渡长江,朱汉清所在的渡江战役第一梯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起锚驶向南岸。国民党的部队发现解放军渡江后,向江面上空发射照明弹,紧接着密集炮火射向江心,朱汉清稳操大舵,在解放军炮火和机枪的掩护下,毫不犹豫的向南岸驶去。当解放军官兵抢滩登陆,朱汉清又马上返航,多次运送渡江战士,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获得了部队颁发的立功证书。同样出色的还有三兴菁圩村的施连富,他的45吨的木帆船,从4月23日到26日,连续4天4夜运送解放军战士渡江,为解放苏南乃至整个南方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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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暴潮威震大江南 徐祖白 沙洲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孙逊群,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后,即以江苏省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开展工作。1927年3月下旬,江阴县农民协会成立,孙逊群当选会长。4月上旬,江阴县农民运动讲习班举办,后塍茅学勤、泗港葛怀德、中兴张国珍、南沙柳畅如等参加培训。此后,农民运动在沙洲境内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 m) C; D8 A( ~7 G: A正当农民运动配合北伐战争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先后领导了震惊全国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共江阴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选择农民运动基础好的后塍举行农民暴动。于是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3月,后塍连续爆发4次农民暴动,加上占文桥、塘桥、杨舍、店岸的暴动,在张家港境内共计爆发8次农民暴动,参加暴动的农民有1万多人,声势之大,影响之广,威震大江南北。
) P: _( A9 t* g$ X' u后塍第一次农民暴动是在1927年11月15日。这天深夜1点钟,暴动正副指挥钱振标、茅学勤带领农民骨干20多人,先割断后塍通往江阴的电话线,然后分两路悄悄包围驻扎在法水庵的公安分局。警察岗哨发现有异,即鸣笛警告。这时,手握刀棍的暴动农民高呼“冲啊,杀啊”,直向里冲。由于分局局长赴城未归,警察又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敢贸然开枪,暴动农民乘机冲进巡士室奋力夺枪。两名警察企图顽抗,被农民用刀砍伤。暴动队伍在警察分局得手后,又立即冲进禁烟检验所,砍死1名护缉队员,夺得1支毛瑟枪。这次暴动,农民共夺得手枪1支、步枪1支、毛瑟枪6支,子弹80颗,以及刺刀、警服等。# C+ g/ A% I0 [ B; }% E; e
夺枪成功后,暴动农民兴高采烈,冲到南街乡行政委员、劣绅俞道聘家中找他算账。不料俞进城未回,愤怒的农民当场从俞的家中搜出田契、债据、租簿,连同12间房屋,统统付之一炬。凌晨3时许,暴动胜利的农民撤离后塍,临走时贴出署名“农民委员会”的布告和标语,并一路高呼“枪毙孙揆均(江阴县长)”“火烧县政府”“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
. m8 ]1 `8 n, T4 i后塍第二次农民暴动是在1927年12月21日。原因是国民党公安局军警逮捕了农暴干部朱松寿(后为党的六大代表)、茅学明(茅学勤之弟)、张老四,把他们关押在后塍光华电灯厂内。于是江阴县委决定组织劫狱,暴动有100多名农民参加,由茅学勤指挥。" W( L! u5 U" z4 u s
这天凌晨3时,暴动队伍兵分两路,一路攻打后塍公安分局,一路攻打光华电灯厂。攻打公安分局的队伍遭到军警的顽强抵抗,激战1小时,各有伤亡。农暴队员在一时难以攻克的情况下,不得不放火焚烧公安分局,火势越烧越旺,迫使局内军警从侧门慌张逃走。另一路攻打电灯厂的农暴队伍,只有两支手枪,打得也很艰苦。激战1小时后,攻打公安分局的队伍过来支援,两支队伍合力攻打电灯厂,终于救出朱松寿等3名同志。这时,大火蔓延到北街,火光冲天。在熊熊火光中,农暴队员在大街小巷张贴署名“中国共产党农民暴动总司令沈铁华”的布告标语,掩埋好烈士遗体后,迅即撤离后塍。这次暴动,共打死警察6人,翦除叛徒1人,缴获毛瑟枪3支,农暴队伍牺牲队员1人。$ \9 y$ _; P& b7 G7 ]4 O
后塍第三次农民暴动是在1928年1月13日。此前,后塍两次农暴胜利,唤醒了群众,壮大了党的力量。江阴县第一次党代大会在后塍西南耿家住基(今属江阴周庄镇)召开,沙洲的茅学勤、倪培青、徐江萍、余静嘉等在农暴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都选进县委班子,茅学勤任军事委员。会议决定,将农民革命军改名为红军,建立一个支队,约100多人,由茅学勤领导。由于前两次暴动震撼了国民党,引起对农暴群众的大肆拘捕和残酷杀害,县委决定,在后塍再次暴动,以回击反动当局的疯狂镇压。! D/ D3 }$ e5 d6 G! C+ H1 S+ k
1月13日晚,红军支队六七十人在茅学勤指挥下,先到后塍西面的五节桥,烧掉恶霸地主卢鸿吉的房屋5间,并处决了向反动派告密的走狗2人,然后向后塍猛插,准备袭击公安分局。深夜1时许,队伍行进到后塍镇郊刘家巷时,被敌步哨发现,公安分局局长俞慕周立即率全体警察迎战。由于警方已有充分准备,双方激战1小时难分胜负。为防止江阴县城军警支援,减少不必要伤亡,农暴队伍于黎明前主动撤离,向江边芦苇滩转移。
% A' W% m% q K后塍第四次农民暴动是在1928年3月30日。在前几次暴动之后,反动当局增加了在后塍一带的警力配备,并从无锡独立第六师调一个加强连到后塍驻防,并对周边地区“清剿”,无辜农民被任意捕杀,广大群众怨恨之极。
% Y2 O( E; n/ G6 C c$ Q2 Y' l% C30日凌晨,反动军警在周庄卢场巷逮捕24名无辜农民押往后塍。一路上,被捕者亲属呼喊着紧追不舍。江阴县委接到报告,立即由茅学勤组织300多名农民出发追击。因押送队伍已经远去,营救未成。于是,茅学勤等打算在周庄召开群众大会,这时得到报告,又有18个军警从后塍到周庄来捕人。于是茅学勤立即率队迎战。军警见有农民武装阻击,慌忙掉头向后塍逃遁。农民武装尾随追击,本想一鼓作气追到后塍救出被捕农民,但在后塍近郊即遭到40余名增援军警的反击。这时的农民武装仅有枪5支、土炸弹2个,实力远不如军警,只得暂时退却。而江阴县委此时却仓促决定,调集农民3000余人,向后塍发起总攻,由此酿成第四次后塍农民暴动。
% w t# y* D% }* ]这次暴动,由于敌人力量强大,除了后塍公安分局几十名军警和无锡1个加强连外,江阴公安局又有大批警察前来支援,而农民武装仅有少量枪支弹药,因此,双方激战延续10多个小时后,以农民武装失利而告终。农暴队伍牺牲60多人,伤10多人;军警方面死8人,伤10多人。后塍商家死30多人,132家商铺、367间房屋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 f) ^1 |, l# Q [2 m9 ~除了后塍4次农民暴动外,占文桥、塘桥、杨舍、店岸也相继发生暴动。其中组织领导最为成功、影响最大的是发生在1928年2月26日的杨舍暴动。杨舍暴动一是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出发前,县委领导作战前动员,编制队伍,明确口令,战士手执小红旗,并以红布围巾为记。二是战术正规,战果辉煌。用上海《申报》的话说,农暴队员“与巡士战时,均用伏地野战法,指挥者颇具军事学说”;在攻下公安分局和缉私盐局后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农暴战士无一伤亡。三是公开打出共产党特委和红军的旗号,尤其是以“红军东北路指挥部”落款的布告标语,这在当时苏南地区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江阴红军早在1928年2月就已经成立的重要证据。
/ ^$ Y* ~1 v+ P: F! s7 K2 \张家港境内八次农民暴动,锻炼了我党早期革命队伍,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茅学勤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家境富裕,但他不满反动派黑暗统治、社会上贫富不均,毅然投身革命。为此他的家庭遭到巨大劫难,家中十几间房屋被烧,敌人抓去他的父母和哥哥,并胁迫茅学勤投案自首。但他毫不动摇,坚强不屈,他说:“国难家难,国难为先,敌人想用我的亲人来做交易是办不到的。”他除了领导和指挥张家港境内多次农民暴动外,还领导了江阴峭岐、璜土等地的多次农民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他先后担任江阴县委执行书记、中共苏常(京沪)特委委员兼红军总指挥、特委军委书记、中共淞浦特委军委书记。1929年1月,他与陈云、严朴等一起领导了上海奉贤庄行暴动,后因叛徒告密,被敌人逮捕而壮烈牺牲。临刑前,他警告敌人:“将来我们胜利了,你们都是杀头坯!”此外,倪培青、葛怀德、曹啸天等都是在农民暴动中涌现出来的红军优秀指挥员,在土地革命早期的军事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 Z$ J. L4 v1 ], O% `" \+ U9 ]& F* b由于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对革命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对军事斗争缺乏成熟的经验,敌我力量对比也十分悬殊,在具体的暴动过程中又缺乏周密的部署和灵活的策略,尤其是扩大了打击面,没有很好地团结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因此,当时的农民暴动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壮烈牺牲,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沙洲农暴作为全国秋收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了贫苦农民的觉醒,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其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至今仍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h- u' ]- ?3 X% `3 v
/ q$ `: T2 d8 ~! w3 \9 n% A, p. X1941年沙洲县政府成立大会回忆 沈志怡 在抗日战争时期,地方沦陷后,鬼子军、伪军和伪警察三种武装部队,在日寇魔掌操纵之下,相互配合,盘踞要津,到处横冲直撞,以搜索“中国兵”为名,四出骚扰,实施“三光政策”。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莫如之何。
; ?+ ~% F# i4 R& r0 n. ?所幸新四军“江抗”工作同志,于1939年进驻江阴县沿江三角地带,联系群众,领导抗日,组织“农抗”、“青抗”、“妇抗”、“商抗”等群众团体,建立抗日武装部队,逐步形成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不断打击敌伪军警,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同时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并建立城郊区、后塍区、海沙区等六个区署,以及各乡、镇公所。所有这些组织机构,都无固定地点,一律采取背包形式,既便疏散隐蔽,又便集中工作,因此在广大农民群众热情掩护之下,顺利地进行抗日救国活动,奠定了建立沙洲县人民政权的群众基础。
' C; o& g0 ]) \, K" X1941年春节期间,我接奉通知,前往参加沙洲县政府成立典礼大会。当时我任后塍小学校长,在新四军教育科领导之下,实施抗日教育。学校一切设施,以充分便于疏散为原则。一得鬼子下乡的情报,立即安全散学。学校经费,由沙洲县教育科发给。
% _: W. u) `: e m: z7 L2 E2月2日上午,在店岸镇南(现属锦丰镇)乡绅曹希墨家住宅前的广场上举行沙洲县政府成立大会。广场四周,筑有高高的圩岸,无异天然的防御工事。广场中央,搭起简单而庄严的讲台。到会者数百人。其中除工农群众、抗日民主武装部队、各区乡镇长外,还有全县开明士绅、学校教员、民主阶层的代表。到会群众精神振奋,喜气洋溢,对抗日民主根据地沙洲县政府的正式成立,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的祝贺。
! n4 f, d' {- R9 R大会听取了县长蔡悲鸿作的“关于沙洲县政府成立经过和今后施政方针以及当前全县人民抗日救国主要任务”的报告。接着有一个名叫朱砚农的登台发言,语中带有反动的立场,其弟大南中学校长朱丽天,立即站出发表声明,指出朱砚农发言中的错误,并叫他道歉了事。" \; v- G/ I3 i( y2 H. Q
这次大会,是秘密参加的,凡是到会群众,都受到县府工作同志的热情招待。大家怀着亡国的痛恨,提出了救国救民救自己的真诚愿望,自愿接受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8 m5 z/ l) H% f# T0 r! o: Z1 Z
当天晚上,还举行了文艺晚会,其内容有革命歌曲及秘书韩退夫自编自唱的土广播等等,人人兴高采烈,尽情歌唱。直至深夜,各按指定场所,有组织有秩序地分往近处农家住宿。当地农民都让出大床高榻,殷勤接待,亲如家人。其时数十里周围,密布岗哨,防范严密。我们教育界人员,于大会前夕,先到桥头福善小学,参加有关学校教育问题的会议。深夜十时许,方列队前往,出席下一天的庆祝大会。回忆当时情景,俨如急行军一般,实行三禁:禁射手电筒,禁相互谈笑,禁吸香烟。大家跟着向导,忘却了疲劳,只知一心跟着共产党走,走抗日革命大道。
4 b/ P8 q3 f2 W 附:1941年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名单
' B. c/ U2 ~0 N6 _' T 县长:蔡悲鸿
( k; o4 @( C9 o( f+ p, { 秘书:薛居正" C* p& ^' @" ~! A
民政科长:陈良(先),蒋文杰(后)
0 h# T% C$ D: u 司法科长:俞静嘉,(副科长)赵璧
5 H2 }4 [; ^2 d k/ @3 u 财政科长:周秋江
$ v; r. @- @0 m$ u 文教科长:黄达英,(副科长)石坚
$ z/ P& c* G3 u 区政督导员:陈良(先),杨维生(后)
z- Y' ?6 ?* }2 M3 t' X- Z 县警卫大队长:俞静德,(副队长)黄才学$ i% T, R4 Y; u" |/ p7 [8 h
6 J' e* U Q$ p, V. a“背包县长”蔡悲鸿 徐祖白 1941年2月2日,在锦丰镇店岸曹家仓房前的广场上,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伴随着热烈的掌声与崇敬的目光,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青人健步登上讲台,向与会民众作县政府成立经过与今后施政方针的报告。他,就是当时沙洲地区妇孺皆知的共产党“背包县长”蔡悲鸿同志。, ]3 l* b' C( r7 x2 c% J* A6 Y6 s
一 蔡悲鸿,原名蔡志伦,又名蔡辉,为悼念亡妻盛鸿,改名悲鸿。他是上海市南汇县万祥镇人,生于1913年。16岁进黄渡乡村师范学校读书,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转入上海新陆师范学校高中部学习,常与同学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勉。
" |" c" d- V( v4 J) K/ a# K! @! Y时值三十年代初期,“九一八”事变与淞沪抗战相继爆发,上海各界同仇敌忾,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蔡悲鸿毅然走出课堂,串联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上海市中学生联合抗日救国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学联与当时的大学联(上海市大学生联合抗日救国会)一起,经常组织街头宣传、游行示威、赴京请愿等活动,蔡悲鸿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分子。当时,他有位好友名叫陈鲤庭,是位青年戏剧家,创作了著名的抗日短剧《放下你的鞭子》,他俩志同道合,组织青年剧团在街头演出,常常引起观众共鸣,产生轰动效应。一次,剧团到“新世界”游艺场公演,演到剧情高潮处,群情激昂,口号阵阵,突然,隐藏在会场中的汉奸特务故意制造事端,骚扰会场,殴打观众,蔡悲鸿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严辞怒斥特务伎俩,挫败阴谋,其凛然正气与果断处事的才华,深得在场同胞钦佩。
; b& F' y6 m1 Q3 m7 ]1932年秋,蔡悲鸿从新陆师范毕业,到川沙县民众教育馆任教,因从事农民运动,不久即被免职。1933年,折回上海,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受组织委派,打入闸北区人力车工会,从事工人运动,宣传革命道理,后被发觉而遭当局通缉。1936年,在上海编印出版秘密进步刊物《求生》,抨击邪恶势力,触犯反动当局,被法租界上海特区第二法院判刑一年。虽屡遭挫折,身陷囹圄,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抗日爱国之志不减。
o; h+ S/ y7 S# |, Z. N" N5 o1937年“七七”事变后,蔡悲鸿出狱,即回家乡南汇县,邀集昔日挚友吴建功等,发起成立抗日救亡协会,一时应者云集,有会员二百余人,蔡任常委。1938年春,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中共浦东工委成立,陈方舟为书记,周强、蔡悲鸿为委员。在此期间,他积极协助浦委开展宣传、统战工作,并与张大鹏等成立“浦东抗日救国宣传团”,到奉、南、川三县城乡巡回宣传抗日救国,培养与锻炼了一批干部。同年7月,在浦委领导下,组建“奉贤人民抗日自卫团”,成为浦东地区有影响的一支革命武装,蔡悲鸿为该团团长。6 z. t$ `) e p/ Q# M3 B
1939年7月,蔡悲鸿调苏、常、太地区工作,先后任“江抗”苏州太平桥办事处主任,常熟东唐市办事处主任。在唐市,他接待了风尘仆仆从皖南赶到东路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谭震林同志。1940年9月,成立“江抗”澄锡虞总办事处(相当于专区一级行政机构),蔡悲鸿在总办事处任财经处处长。4 y5 Y' d; s, _: a' Z
当时,“江抗”东路在沙洲地区开辟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并先后成立了后塍办事处与沙洲办事处。1940年12月,这两个办事处合并,成立“江抗”沙洲县办事处,于是,蔡悲鸿被派遣到沙洲,任县办事处主任,并任中共沙洲县工作委员会书记。
: k3 |0 s( S- o2 L# q" F5 z二 当时的沙洲县境,西起江阴城脚鹅鼻嘴,东至东界港,北临长江,南以横套河为界,面积55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0万,相当于现张家港市北半部地域。这一地区是新四军澄锡虞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沟通大江南北的战略要地,又是通过长江航道东接上海、西连南京的交通枢纽,因此,敌我双方之间的斗争十分复杂而又激烈。: F. ]$ B9 S5 @9 `
由于处于战时环境,无论县办事处或民主政府均无固定驻地,而是背着背包流动办公,条件极为艰苦。当时的蔡悲鸿,一身平民装束,身穿农村常见的对胸式布纽扣便服,足蹬圆口黑布鞋,他身材魁梧,面容方正,十分健谈,经常带着几位干部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足迹遍及沙洲大地。由于刚组建的民主政府在民运工作方面力量不足,他同县委书记惠永昌商量,让县委组织委员陈良兼任县政府民运科长,并从澄锡虞总办事处陆续调配了一批干部来到沙洲,直接深入到区、乡、村,开展民运工作。一时间,农抗会、职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涌现。在民主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这些群众团体同地主、资本家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拥军支前等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 [- A6 N; A% O! R沙洲沿江地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绝大多数农民靠种租田为生,承受着苛重的地租剥削。农抗会建立之后,积极开展“二五”减租运动,得到贫苦农民积极拥护。由于只减去租米的百分之二十五,一些开明地主也易于接受。但也有少数地主顽固不化,不愿让步。农抗会即针锋相对,开展说理斗争。在双山沙,佃农千辛万苦把芦滩辟为良田,地主却要收回租田,高价转卖他人,致使贫苦佃农生活无着。经农抗会斗争,由民主政府判决,地主不得不贴还佃农每亩10元的平田工,而且3年后不得收回租田。$ k+ J3 X" D+ L1 o9 J
后塍镇当时是沙洲地区最大的集镇,工商业十分发达,然而职工的薪水低微,难以养家活口。在蔡悲鸿领导的民主政权支持下,镇上成立职抗会,并向资方老板提出了增加薪水的要求。第一次劳资双方协商时,职抗会提出的条款获得通过,但协商会过后,资方老板却依然故我,不予实施。于是双方进行第二次协商,结果各不相让,形成僵局。后由民主政权进行仲裁,双方达成了职工加薪的具体协议。针对职工随时都会被老板解雇卷铺盖的情况,民主政权还作出了保障职工劳动权利的规定,从而大大调动了后塍镇广大职工团结抗战的积极性,参加职抗会的人数一下子增加到800多人。“江抗”政治部出版的《东进报》对此事两次作了专题报道。
' I0 L1 [# F/ q6 G# Y$ u抗日民主政府十分重视沙洲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县政府专设文教科,统一核拨办学经费,小学校长由县政府委任。蔡悲鸿还多次召开沙洲县各区的教师会议,亲自作报告,进行抗日爱国形势教育,要求中小学教材都要突出爱国主义教育,教师积极参与抗日工作和社会活动。由于县政府关心支持,沙洲境内的中学由刚沦陷时的一所增加到四所,小学由二十二所增加到四十多所,大批清寒人家的子弟有幸得到了上学读书的机会。& N9 U; M! y4 |& K2 p
蔡悲鸿在整治旧社会封建恶习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县政府明令禁烟禁赌,反对虐待妇女,打击流氓地痞,社会风气为之一振。他还在百忙中倾听群众呼声,亲自审理民、刑要案,对群众来信或来访,及时答复或延见,作风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可亲,深得群众敬仰。' U: v7 W+ p7 ?* c) T, B, U
尤令沙洲人民有口皆碑的是民主政府兴修水利一事。蔡悲鸿在调查中得知,境内沿江一带港套交叉,河网密集,由于多年未加疏浚,致使河道淤塞,内涝频仍,水患深重,造成农业歉收。尽管当时正是兵荒马乱年月,民主政府还是下决心为老百姓办成开河疏港的好事。于是,蔡县长把各圩圩长请到县政府,讲清意义,筹集经费。他为民办事一片赤诚与深入浅出的讲话艺术,令圩长们无不折服。1941年春天,一场由数万抗日军民参加的兴修水利会战开始了。工地上,河泥担子来回穿梭,嘹亮的沙上号子声相互应和。仅半个多月,境内三十六条半河港全部拓宽挖深,总长100多公里。当年,沙洲平原庄稼长势茂盛,夏秋作物喜获丰收。广大农民高兴地说:“我们盼望了多少年的事情,共产党新四军一来就办好了。”
/ j; V3 e6 @' [$ O蔡悲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老百姓办好事的一系列举措,深得民心,备受赞扬,由此,抗日民主政府的威望越来越高,“背包县长”蔡悲鸿的名声在沙洲地区越传越响。) M' |0 y. Z9 N) u+ O. t
三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恶浪,一手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党我军针锋相对,决定在澄锡虞游击根据地公开成立抗日民主政府,以便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敌后工作。中共东路特委向沙洲县工委传达了党中央对政权工作的指示:“关于政权组织,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收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遵照这一指示精神,蔡悲鸿与惠永昌等县领导经常到本地一些上层人士家中走访,争取他们支持抗战,并物色适当人选安排进县、区、乡各级政权机构,为发展团结抗战的政治局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K. l5 J+ e7 Y5 p4 [% o
锦丰镇富绅杨在田、杨在山兄弟,拥有沙田千亩,商轮四艘,为保护万贯家财,还组织了自卫团,与日伪、国民党“忠救”军都有联系,在沙洲东部有很大势力。为了争取杨家支持抗日,新四军“江抗”做了大量工作,将杨家自卫团改编为“江抗”领导下的阴沙人民抗日自卫常备队。蔡悲鸿到沙洲后,利用杨在山儿子杨知方、儿媳张莹已投身革命的有利条件,继续做好杨家其他成员的工作,使其全家都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1941年3月,当时杨在山已经亡故,民主政府便安排杨在山妻子尉迟香山为江南行政委员会筹备会委员,谭震林、何克希、吴仲超等领导同志当时也是筹备会委员。大儿媳尉迟凤鸣担任江防管理局东区办事处主任,负责东区行署的财经工作。张莹任东区行署副主任、在山区区长,杨知方任江防支队支队长。杨家的帮会势力由此也主动协助我抗日民主政府设卡收税,运输货物,在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杨家一门拥共抗日,成为苏南地区统战工作的成功典型,得到“江抗”领导的肯定和赞许。% t' D+ M+ j6 I) _) ^/ Y
以斗争求团结,是蔡悲鸿始终坚持的一条原则。沙洲西部有个帮会势力代表人物李善生,沦陷不久曾以“忠救”军名义拉起武装,1940年5月被我新四军收编,并到苏北参加反顽战斗,因吃不了行军作战之苦,仍返沙洲。时值沙洲实行“二五”减租,李善生大为不满,曾暗中指使其徒弟绑架我民运工作队员,并进行恫吓威胁。蔡悲鸿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果断下令,坚决镇压了李的作恶作多端的门徒,并当面找李善生,严肃批评教育,晓以民族大义,促使其态度不得不有所转变。鉴于李善生抗日之心未泯,且在西部一带有盘根错节的帮派势力,为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投入抗战,蔡悲鸿与县委其他领导商量,安排李为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禁烟专员。
0 a( Q d% o# O5 I# g e在蔡悲鸿等同志的努力下,沙洲县各级民主政府均符合“三三制”(即中共党员、非党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原则。在县政府机构中,曾任国民党三区区长的薛居正,被任命为县文教科长;拥有千亩沙田的大地主陈瓞初,被任命为河工局长。司法科长余静嘉、财政科长周秋江当时都是进步的非党知识分子,工作有职有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全县7个区和1个行署的正职都是由民主人士担任,副职由中共党员担任;43个乡级民主政权中,党外人士担任乡长的占百分之七十。许多民主人士深有感叹地说:“抗日民主政府是真正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组建的,国民党过去只说不做,现在共产党真正做到了。”( s: H7 g7 [ K# D
在澄锡虞其他地区,统战工作曾发生过“左”的偏差,对一些统战人士采取了过火行动。由于蔡悲鸿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沙洲地区没有出现“左”的情况,各界民众团结在民主政府周围,齐心协力,发展生产,拥军支前,抗战形势发展到鼎盛时期。不少老一辈的同志还记得,1941年春节,沙洲军民联欢活动持续数天,男女老少欢欣鼓舞,文艺娱乐活动热闹非凡,呈现出一派团结抗日的动人景象,这在当时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3 @- }* t# x' S4 h X6 `
党的统战政策产生了巨大威力。后来“清乡”开始,形势紧张,大地主陈瓞初曾掩护我沙洲县民主政府机关隐蔽在他家里。原国民党军队流散士兵孔尚武担任我海沙区常备队长,后被日军抓去,英勇不屈,壮烈牺牲。许多由蔡悲鸿一手培养和选拔进各级政权的进步分子走上了职业革命道路,成为后来解放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骨干力量。
' }, O/ ^/ U- L4 B四 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引起了敌人的忌恨。为了扼杀抗日力量,日伪采取经济封锁的办法,除了一手控制苏南所有铁路运输外,还在各主要公路与港口设立据点,不准我抗日军民与外界进行经济贸易。在长江航线,中国船只一律禁止通行,唯有外国商船方可行驶。为此,中共东路特委在派遣蔡悲鸿到沙洲工作时就明确指示,应充分发挥沙洲沿江港口码头的地理优势,利用长江航道,开展经济贸易,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阴谋。
9 m6 L, A4 Y- V- V1 J沙洲的长江岸线从鹅鼻嘴到东界港有百里之遥,自西向东有张家港、洋滩港、护漕港、太字圩港、十一圩港等重要港口,是沟通南北、连结东西的交通枢纽。蔡悲鸿经过深思熟虑,感到要沟通沙洲与外界联系,首先必须把沿江各港口控制在我方手中。当时,国民党“忠救”军与我新四军围绕江防管理的斗争十分激烈,我江防管理局长张国珍被“忠救”军土匪薛应文绑架暗杀,沉尸江心。为了充分发挥政权的力量,掌握港口管理权,蔡悲鸿一到沙洲,便亲自兼任江防管理局局长,并组建江防大队,以武装保护我方在沿江各港口设卡收税。6 x: v. ~2 ^" W. G
太字圩港是当时吞吐量较大的一个港口,这个港口的悦来轮船公司过去由地痞流氓把持,这些家伙不劳而获,坐享红利,虐待工人,不服从民主政府管理。蔡悲鸿把工人积极分子王禹臣请到江防局,详细了解了轮船公司内部情况,当即决定,撤销悦来公司,由王禹臣与几名工人骨干分子重新组建一大轮船公司,这样,太字圩港就回到了人民手中。同时,蔡悲鸿通过发动群众,在各个港口组建了车夫工会,县里成立车夫工人总会,开展了维护码头工人切身权益的斗争,从而把工人紧紧团结在民主政府周围。蔡悲鸿还特别注意对港口原有的税务管理人员,做好争取教育工作,以诚相待,放手使用,促使他们发挥一技之长为我方设卡收税服务。不久,沙洲境内各个港口就成为抗日民主政府的一统天下。
! m9 H* N- a- y2 `2 c. |) ]$ ~为了能在上海采购到根据地急需的生活用品与军用物资,蔡悲鸿又选定了名叫盛慕莱的民主人士,作为在上海采购、托运物资的总代表。盛慕莱是盛鸿的哥哥,曾任嘉定县黄渡镇小学校长,在上海关系广泛,门路极多,他在1938年起便受蔡悲鸿影响从事过革命活动,为抗日救亡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接到任务后,十分积极,很快就通过关系采购到了一批军用物资,如手摇电台、印刷机、望远镜、军毯等,还有药品、火油、布匹、纸张等生活用品,并设置了一些秘密仓库,作为储存、转运货物之用。
9 c( Q. X, {6 w4 E, W待一切准备就绪,蔡悲鸿亲自来到太字圩港,指挥码头工人把事先收购好的蚕丝、棉花等农副产品,装上挂着外国旗号的三条货轮,启碇开航。船到上海,盛慕莱早就等候在码头,组织搬运工人卸下货物,然后把早已包装好的物品搬运上船。据工人回忆,在装船时为了躲避敌方检查人员查验,先各自拿着军用物资包装件,分散在岸边等候,等检查人员例行公事完毕下船,大轮鸣笛启锚时,迅速跳上船,把包装件交给船员,再立即跳离轮船。
$ b6 U8 @( a" m L6 A上海发出的货船每天下午6时从吴淞口开出,半夜12时左右到达太字圩港,这时,码头上就开出驳船到货轮上卸货,然后再用手推小车把货物送到后塍、周庄等镇。如此来回往返,居然一次也未出过差错,港口业务也越来越兴旺。后来,不仅上海,连常州、无锡一带商人也通过长江航道,同沙洲发生贸易关系。逢到几条货轮同时靠岸,货物来不及连夜运出,就临时堆放在老百姓家里,太宇圩港附近三、四十户人家,家家堆满货物。手推小车从一、二百辆增加到上千辆。从太字圩港到后塍的大路上,月光下的手推车相接成龙,蜿蜒前行,组成了一支抗日军民冲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浩荡大军。
% a( |6 R8 F) F1 _4 _ I- ~港口吞吐业务的激增,大大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贸易,为抗日军民提供了充足的必需品,也给抗日民主政府带来的丰厚的税源。江防局每天可获税金8000余元,多时达1万余元。这些资金不仅解决了沙洲县政府各项费用开支,而且上缴到新四军十八旅,有的还直接送盐城新四军总部,有力地支援了部队建设,对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5 d# q# s" V) J# u2 U+ H& k五 1941年7月,风云突变,日伪方面组织了近2万兵力,对我锡澄虞地区抗日军民进行“清乡”围剿。他们在东起常熟福山,沿盐铁塘、横套河,经张家港至黄田港一线,筑起近60公里的竹篱笆,凡路口桥梁均设置据点,严格盘查行人,搜捕我党军政人员,企图一举截断沙洲这条大江南北战略通道,全部消灭我东路地区抗日力量。
# T4 }5 Z3 n/ _. K, I在中共江南区党委和新四军六师的直接领导下,一场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开始了。根据六师命令,由县委书记李健生、县长蔡悲鸿、警卫一团政委曹德辉、团长杨知方、十八旅教导大队教导员白书章共5人,组成沙洲县军政委员会,负责沙洲地区反“清乡”斗争。鉴于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民主政府的流动性更大了。蔡悲鸿等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配合我主力部队,组织干部群众捣毁竹篱笆,破坏日军公路,开展锄奸斗争,狠刹了敌人的嚣张气焰。7月下旬,后塍、沿江等区几百名群众一夜之间将三节桥以西的竹篱笆拆得七零八落。8月上旬,新苗乡600多名群众,挖掉敌人公路1000多米,拆毁桥梁、涵洞数处,剪断日本鬼子的军用电话线,迫使日伪军交通联络中断。县政府组织的锄奸队,坚决镇压了杀害我抗日积极分子的汉奸特务,还在后塍、护漕港等地召开公审大会,震慑敌人,使潜伏的汉奸特务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4 D2 b0 L& y# A3 ~- n
由于日伪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沙洲地区进行篦梳式“扫荡”,我主力部队也难以立足,形势日趋恶化,于是中共路东特委于8月下旬决定,调整沙洲县、区两级主要干部,已公开的干部撤往苏北,留下未公开的干部建立地下秘密组织,坚持反“清乡”斗争。
+ ]/ _7 l) B: Y$ J# t蔡悲鸿在撤离沙洲之前,为掩护我内线部队与地方干部突围北撤作了部署,尤其是对在沙洲境内的新四军十八旅修械所和后方医院的撤退转移,作了周密的安排。他以绝密信的方式,指示海坝乡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志章,要求他为修械所转移做好向导。老杨为此连夜组织8辆手推车,装上16麻袋的器材物资,乘月色偷偷运到村里姓马的农户屋后空地上,挖潭深埋,结束后又将表面土层做成菜畦,使敌人难以发觉。修械所已制作好的地雷、手榴弹、子弹以及修好的枪支等,则用麻袋包装好后,再组织29名农抗会积极分子,挑运到老海坝金鸡港口,连夜装上木船,由修械所人员护送渡江,运往苏北根据地。) Z, b! ?1 m. x; \ O n3 U
对于后方医院,蔡悲鸿与县委书记李健生一起专程到大新中圩里探望伤员,并指示利用江边芦苇荡的有利地形,随时做好转移撤退工作。在当地群众的全力掩护与支持下,后方医院分几批安全撤往苏北。其间,曾有几次敌伪人员前来驻地搜索,由于县委及时派情报员通知,靠了群众帮助与芦苇荡的隐藏,都化险为夷。敌人恼羞成怒,把当地的几名群众抓去严刑拷打,有的群众甚至被毒打致死,但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实情,表现了沙洲人民拥护共产党新四军,拥护抗日民主政府的赤胆忠心。5 |1 e/ I( d4 B3 P
1941年8月底,蔡悲鸿告别了工作近一年的沙洲,告别了患难与共的沙洲父老乡亲,在海沙区区长李渭春等人帮助掩护下,从大新朝东圩港登上小船,渡江北上,踏上了新的征途。
; }# Q3 C- {: {- H六 蔡悲鸿离开沙洲之后,先是在如西任新四军六师苏中办事处主任。10月,由华中局派任皖江行署财经处副处长兼货物贸易局局长。他在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领导下,充分发挥熟悉经济工作与统战工作的特长,很快开辟了无为县汤家沟商埠,以当地盛产的优质大米为王牌货物,从敌占区半公开地套进大量军用与民用物资,活跃了皖中根据地的社会经济,为搞活经济,支援部队建设,再次打了个漂亮仗。+ W+ q3 ~. z) s o; {$ z6 X
1945年8月,抗战胜利,10月,蔡悲鸿奉命北撤。1946年2月,他在淮阴成立大成贸易公司,担任总经理。他以大运河为运输通道,把苏、鲁积压的盐、煤运往南方,又从南方大量运进解放区急需的军用物资与生活用品。1947年,公司迁往山东坪上,受华东局国区工作部领导,国区工作部是专管南方几个省的游击战争的重要机构。蔡悲鸿除了继续为解放区做好经贸工作外,还用公司船只接送了大批革命干部北上南下,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0 E8 r1 X5 D% T4 ]0 l7 {! h& @8 l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山东部队跳出敌人包围圈,大成公司撤出坪上,蔡悲鸿带领警卫队在胶东打了一年游击,直至1948年8月,胶东解放,蔡才转回山东青州,任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金融贸易组组长、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 m) l5 p! x+ Y: ~; m _9 [全国解放后,蔡悲鸿回到上海,任华东财委会办公厅主任,为接收大上海的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工作,提出了不少积极有益的意见与方略,并在开展对香港、日本等出口贸易活动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成为当时华东财委会主任曾山同志的得力助手。
7 J8 J0 [$ s V: `, o5 t; l5 J*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蔡悲鸿被当时华东局主要负责人饶漱石点名批判,受到隔离审查。这里需要补叙的是,1942年,华中局决定派蔡悲鸿到安徽工作,明确指示他去把大别山地区的土特产销路打开,活跃地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考虑到经济贸易工作尤其是向上海推销产品的特殊性,蔡曾向组织提出自己的顾虑:“从事经贸工作,在我们根据地可以按我们的办法去做,但在上海敌占区就不同了,要采取灵活的方法,适应上海的环境,主要的是花费大,否则就打不开局面。这种方法很难被人们理解,时间长了,算起总账来,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就无法交待了。”这段话在10年后竟不幸被言中。在审查期间,蔡悲鸿过去在财经方面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被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在巨大压力与无情打击面前,在极度痛苦与愤懑之中,1952年初夏一个蒙蒙细雨的日子,蔡悲鸿独自走到沪西真如附近,迎着疾驰而来的火车,猛地扑向铁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三十九岁。+ S3 p+ K7 m( M, f2 k! B" D1 w
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托上海市委重新审理蔡悲鸿的问题,推翻了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2 i0 R; B& E3 y. b: k: V
蔡悲鸿,这位被无声无息埋没了30年的优秀共产党员,这位在半个世纪前便与沙洲人民结下血肉联系的第一任沙洲县县长,终于以我党优秀干部的形象载入史册。他的革命事迹与奋斗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沙洲地区现今张家港市父老乡亲的心中,鼓舞着港城人民向21世纪胜利前进!' a& h+ J1 ]: D5 ^8 y0 t
6 Y/ W: H" V+ j; |9 L5 O回忆抗战时期我党在沙洲的斗争情况 焦康寿 沙洲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党江阴县领导人茅学勤、孙逊群就在这里从事党的活动。大革命失败后,茅学勤、孙逊群等同志发动农民起义,开展了武装斗争。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给广大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1 T. e; S- B2 z6 p v抗战时期,这里有许多地方势力,打着抗日招牌,建立起杂牌武装。1940年,我“江抗”部队包厚昌、陈刚、孙文敏等同志到沙洲地区活动,争取杂牌武装到我们这边来,同时,发动群众,发展地方党组织。1940年下半年,这个地区已经打开了局面,并由蔡悲鸿同志担任沙洲办事处主任,以后逐步建立起沙洲县委和县政府,各区区委和区政府,各乡各村,也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农抗会(农民抗日协会),青抗会(青年抗日协会),妇抗会(妇女抗日协会),市镇上还建立了工抗会(职工抗日协会)等等,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很好。7 z0 |6 e8 d( a2 d
我是在1941年初(清明前后)由路东特委分配到沙洲工作的。与我一起到沙洲县委的有李健生(周苏平)、钱玉芬(女)。几天后奚明道同志也来到沙洲县委。, m( j* |! p1 t$ S; Q4 v- p8 n q+ u
(一) 当时的沙洲县辖区包括江阴东部、东北部和常熟西北部地区。西到江阴城边,南到定山、周庄、砂山以北,折向袁家桥与闸上之间,后塍以东的套河一线到福前镇,东莱镇,鹿苑向北一直到长江边,东到西界港、南丰镇一带(当时东界港、南丰镇向东是长江边)。除江阴城、鹿苑、东莱镇有日伪据点外,辖区内和周围边界地区均没有日伪据点。
! c7 d8 f1 p: _: G# Z0 P9 N我们到沙洲县时,县委书记是杨明德(王新民),县长是蔡悲鸿,县委组织部长陈良,宣传部长石铭,青年部长朱文海,县委秘书程志刚(女)。不久,杨明德调走,由路东特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健生兼任县委书记。陈良调路东特委学习,朱文海为职工部长,我任宣传部副部长,钱玉芬任妇女部长,朱文海为职工部长,蔡悲鸿仍任县长。6、7月间,县委秘书为江展(女,即邓丽妍)。
1 B) j1 K2 U$ B3 P g6 c当时沙洲县下辖有东郊区(又叫城郊区)、周庄区、后塍区、沿江区、海沙区、东区。6、7月间,又将东区划分为干西区、才山区。东郊区委书记是陈坚石(女),周庄区委书记是唐琦(女),后塍区委书记是金琳(女),沿江区委书记是朱文海(兼),海沙区委书记是陆宝娟(女),东区尚无区委。东区划分后,干西区委书记是路易民(女),才山区委书记是张柏春。
( M2 O) ^( g4 J/ o# a; C6 o1941年7月1日,日伪军从江阴城出发,沿黄山、长山脚下的公路直侵后塍,长山头、黄家埭、张家港、安桥、西五节桥、马桥、后塍均设有日伪军据点。余静嘉、吕善琪在后塍被捕后,押到江阴城,这就是在澄锡虞地区“清乡”的开始。日伪军设据点后,押到江阴城,就在黄山、长山至张家港沿长江一线和张家港向东沿套河一线,扎竹篱笆构筑封锁线。与此同时,在福前镇新设了据点,沿套河向西扎竹篱笆构筑封锁线。当时我们得到消息,常熟到福山的公路沿线,江阴到无锡的公路沿线,日伪军也增加了兵力,增设了据点,构筑了竹篱笆封锁线。当时日伪正在苏常太地区重点“清乡”,在沙洲只是白天出动,到据点附近骚扰,除砍竹子、抢东西外,还没有展开大规模“清乡”活动。所以,我们除白天在敌人据点附近一、二里路内行动较困难外,其余地方及晚上在敌人据点附近,均能照常活动。
. L9 X' {; [5 Q1 L% Y敌人“清乡”一个多月后,我们苏常太地区的主力部队撤走,在地方工作的好多同志冲过封锁线来到沙洲,北撤苏北。国民党忠救顽军,同时配合日伪“清乡”,进入澄锡虞地区,轰击我新四军六师师部和十八旅。我主力部队机动转移至澄西地区。我锡北地区、虞西地区、江阴地区革命力量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除留下一部分准备长期坚持斗争的领导骨干外,机关和地方工作的大批同志也过沙洲北撤苏中。沙洲县的东郊区委书记程坚石,在7月中下旬的一天,正在金童乡工作时,被江阴下乡的日伪军捕去,同时被捕的还有王镁。后因东郊环境日渐恶化,外来的俞彬森、黄榴英(女)等一批同志撤到套河以北工作。黄鹤祥、许惠良、黄才学(又叫黄才郎)等同志仍留下坚持区里工作,几个县的同志北撤任务告一段落时,周庄区的唐琦、康迪、马翟军等外来同志也撤到套北,新派去的陈友群同志任秘密区委书记,准备坚持地下斗争,也由奚明道同志领导。; O+ v5 l' q, E/ n& [
大约8月下旬或9月初,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我们在沙洲的部队机关已不能坚持公开斗争,于是主动向苏中撤退,留下一部分适宜转入秘密工作的同志坚持地下斗争。原在江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工作的杨维生同志留下任县委书记,县委委员有奚明道(组织部长),焦康寿(宣传部长),钱玉芬(妇女部长),吴阳普(海沙区委书记),周怀荪(后塍区委书记)。在套南的奚明道同志撤到套北,陈友群同志也到苏中去了。隔不多久,李健生、包厚昌等同志率领警卫一团的两个连,余静德的一部分县警卫队和一批地方工作的领导骨干,由苏中返回沙洲进行反“清乡”斗争,准备以沙洲为基地打开整个澄锡虞地区的局面。随即建立了新的沙洲县委,仍有李健生同志任书记,警卫一团政委曹德辉,团政治处主任包厚昌,县长管寒涛(原澄锡虞地区行政专员),杨维生任县委秘书,钱玉芬等六位同志为县委委员。孙学鸣(原常熟县委组织部长)任海沙区委书记,吴阳普为秘密区委书记,奚明道为后塍区委书记,周怀荪为秘密区委书记,陈良为区长;焦康寿为沿江区委书记,周静波(周一行)为秘密区委书记;张里(原常熟县委宣传部长)为干西区委书记,孙刚(原常熟县委委员)为才山区委书记。路东特委还同时派来县、区级干部蒋明、周敏、朱爱农(女)、朱虹(女)、苏华(女)、王珍(女)等人充实各区委班子。沿江区的成国粹、黄(王)官保,海沙区的陆保娟、陈锡根(赵惕义),干西区的路易民、葛红(李济同),才山区的张柏春,后塍区的金林、刘毅君,基本上都在原地区坚持斗争。但是,日伪正在继续实施“清乡”的方针,这时更集中兵力和汉奸特工组织一起向我沙洲进攻。9月中、下旬,在长江沿岸的猛将堂、拦门沙、护漕港、太字港、段山、新桥、老海坝、金鸡港、七圩港、十一圩港、十二圩港、东界港、乐余镇等地先后设下据点,在长江边构筑竹篱笆封锁线,套河沿线的日伪军白天频繁出动对我骚扰,形势十分紧张。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斗争后,上级领导决定部队和地方工作同志暂时撤出沙洲。警卫一团政委曹德辉和参谋长陈新一率领的一路从后塍以东、福前镇以西的周家桥附近渡套河向南突围,被日伪发现追击,曹德辉、陈新一和朱爱农等许多同志牺牲,受到很大损失。由包厚昌、管寒涛、李健生率领的一路从老海坝附近用民船渡过长江到达靖江,突围胜利成功。地方同志中有的随部队撤走了,有的直接到苏中找到江南办事处,有的以老百姓身份撤到上海再转到苏中。部队撤走时,县委和吴仲超同志先后派人要我负责收容部队失散人员和地方工作同志送去江南办事处。当时,党员濮文兴同志,受党的派遣打入伪中兴乡(在西五节桥)政府任乡长。我们就利用他那里发的良民证(即身份证),把一批同志伪装到双山沙摘棉花,合法地通过张家港据点,经双山沙送往靖江的丹华港。10月3日,我同最后一批同志谢镇军(新四军十八旅敌工科长)、蒋明、周敏、陈良、成国粹、黄(王)官保、朱虹、苏华、王珍等一起也以同样办法到达双山沙,包厚昌同志已派有船只和武装接应,把我们送去丹华港,当天即到江南办事处报到。还有一些同志,如孙学鸣等没能联系上,事后得知被捕牺牲了。吴阳普、周怀荪等同志不知下落。
, u: r- i$ [4 G/ r, K6 m沙洲县的政权机构,在我去沙洲时,县长蔡悲鸿,他对统战工作做得很有成效,团结了相当一批地方上层分子民主人士(有的是国民党员),在我们的县、区政府工作。他们有:县政府秘书薛居正,文教科长黄达英、江防局长又是沿江区长张国珍(我们去时已遭国民党土匪部队袭击牺牲了),后塍区长孙永年,东郊区长陆尔康,海沙区长李惠春,司法科长余静嘉(已吸收为特别党员),县府警卫大队长余静德(当时还不是党员),东区行署主任尉迟凤鸣(女)。在政府工作的党员有:周庄区长黄圣清、干西区长葛红、海沙区副区长侯韶光、沿江区长尹民,文教科副科长石坚。陈良大约在六月起担任民政科长。李映毕是我党一位很老的同志,任江防局长。这个单位实际是江南行政委员财经处直接领导的。这个局的任务是负责沿长江各港口的税收。税收很富,这笔经费主要用来为新四军军部采购医疗卫生、后勤军需物资。
$ D( s( a! N/ C2 D在5、6月间,为了开展学生运动,沙洲县委还组织了一个工作队到大南中学(现沙洲中学)工作。石铭曾去工作过。后来路东特委还派了王涛、陈学勤负责这个工作队。学生中主要骨干是陈志辉(陈锡请、何洛,党员)、陈怀远(李桐明,党员)、曹祖达(尚未入党),还有好几个党员和非党骨干。
+ Q6 M" W, O0 k# F0 g- E沙洲驻军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三团,团长兼政委是刘飞。7月初,日伪开始“清乡”不久,这个团调到师部、旅部所在地祝塘一带去了。新来的部队是新四军江南保安司令部警卫一团,由路东特委书记、新四军保安司令部政委吴仲超、司令何克希直接领导,团长是杨知方,政委曹德辉,参谋长陈新一,政治处主任包厚昌,负责沙洲的反“清乡”斗争。包厚昌同志经常直接抓地方工作。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的杨维生、刘景兴同志也直接参加地方工作。刘景兴同志是负责保卫工作的,经常在海沙区、后塍区和干西区一带与地方同志一起干锄奸保卫工作。由于特委和部队领导同志直接的具体的领导,沙洲的反“清乡”是很有成绩的。尽管强敌压境,还是很有秩序的,前后坚持了大约三个月,除最后一次后塍东面套河上突围受到损失外,地方工作也只牺牲少数几位同志,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当地的党员同志绝大部分也转入秘密状态立足下来,为以后恢复地下党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0 t, v# Q) `% w; n(二) 我们北撤后不久,路东特委组织部长钱敏同志决定我负责恢复沙洲的地下党工作活动,并决定汤俊生(原澄西县的一个区委书记,如皋石庄人,以后改名为汤育吾)协助我工作。汤学过修理钟表,我们就到靖江的新港镇开设修表店作掩护。其时已是初冬,我在新港认识了几个张家港的船员,经他们的掩护,偷渡到江南,找到了西五节二圩岸的王九斤(王德成),占文桥的周汝元、张杏元等同志,了解了一些当地情况,并布置张杏元以贩卖江阴土布作掩护到新港来联系,布置他任务。以后他经常来往于大江南北,并为我联络到了黄鹤祥、许惠良等同志。这期间,何洛、赵惕义也先后到如西(现如皋)地区我江南办事处,与我取得了联系。何洛同志又联络到孙刚、李桐明同志,并约了孙、李到二圩岸丁亦能家与我见面研究工作。钱敏同志又确定把虞西(又叫澄东)县的党组织和江阴县的云亭、长寿一带党组织交给我去负责恢复。这个期间,钱敏、包厚昌还派了余静德、朱文海等同志率领以武装小组多次穿插到护漕港、德积街、太字港、桥头等原我们海沙区、沿江区一带活动,侦察到了不少情况,搞到了一些“良民证”,为我们武工队进入江南活动作了好多准备工作。6 b3 c, Y* z! c. U3 a4 L
由于沙洲还不具备正式建立县委的条件,我担任沙洲县党的特派员,负责沙洲县党的工作。经过一番准备工作之后,1942年2月大除夕那天,何洛和我趁这个节日敌伪戒备稍松之机,在如皋永安沙搭民船到十一圩港。因有朱文海、余静德、朱周淦(杨民奇)他们搞得“良民证”作掩护,以合法身份进入了沙洲。当晚在锦丰镇附近何洛同志老伯家吃年夜饭,住了一宿,第二天大年初一到悦来镇附近何洛一个姓王的亲戚家住了一天,再到牛市乡常家埭何洛的大叔陈继林家。他大叔和婶娘都对我们很热情,让我们在这里建立了立足点。大叔出了个很好的主意,要我们办一个小学,并让出一间房做教室,招收了当地几十个学生。何洛的另外两家叔叔及别的邻居心中都明白我们是新四军,为我们掩护得很好。邻居江禹畴先生,虽然担任伪乡长,但为人的名声好,也负责掩护我们,使我们在常家埭很感安全,这里也就成了我们沙洲地下党的活动中心。由于我的工作地区大,活动多,真正担任小学教师的任务几乎全部落在何洛身上了,我只是回来时教几课。* ?7 f' W! y/ w% ?9 _
经过近一个月的活动,我们联系到了一批沙洲的党员和虞西杨章区的一批党员,我又回到江南办事处,向中心县委汇报情况。当时路东特委已撤销,成立了澄锡虞中心县委。书记钱敏,委员有包厚昌、陈耀华(又名宫岳,现名翁迪民)、史雨生,归苏中三地委领导。汇报后,中心县委确定了干部的职务:孙刚协助我负责一部分工作,主要是经常联系李桐明、赵惕义同志那部分工作。何洛是政治交通兼区特派员,负责原后塍区、干西区两个地方的党的工作。李桐明任区特派员,负责原海沙区和大南中学的党的工作。许琴元(张永明)任区特派员,负责原杨章区的党的工作。王勇(王明才,原杨章区长)任区特派员,负责原东郊区、周庄区的党的工作。汤俊生仍留新港,除了作为我的联络点外,还担负中心县联络点的任务。这时候,我们沙洲县陆续联系恢复起来的党组织和党员,有相当一部分我已无法回忆起来了,还能记得的有:东郊区要塞乡的,有峨嵋咀的姚阿良;石牌的,有黄鹤祥、许惠良;占文乡的,有周汝元、张杏元、顾文耀、尹增葵、张继宝、吴老顺等;原周庄区的,有定西乡的李福全、田垛里的顾雪祺、顾炳荣等;原杨章区(即杨舍和章庆)泗港、闸上、坊前的,有赵志良、赵阿成(赵宪章)、周圣福、潘柳吾等;杨舍周围和斜桥一带的,有朱汉林、许培林、樊勇(樊小全)、钱惠安、陈金才、卢松隐等;原后塍区的,有季小根、施明芳、施明德等;原沿江区的,有王德成、丁亦能、杨末郎、殷文富;原海沙区的,有朱纳言、朱鸿渐、杨雨林、王珍如、钱益仁、王德高、王新民;原干西区的,有陆炳生、刘汉良、陆丕兴(陆勋)。
, N8 M9 L3 u& {* {) a& e) J由于中心县委都进入江南活动,确定了我除了去无锡梅村直接和钱敏同志联系外,为防止情况变化联系不上时,就直接去苏中三地委,向地委书记韦一平同志汇报请示工作,所以在这一年中我有时去钱敏同志处,有时去韦一平同志处汇报请示工作。0 a4 U0 e2 z @" S. d3 c$ P/ _
为了有利于向南开展工作,扩展活动地区,1943年春节后就由赵志良和我合办章钦小学。我以章钦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以东村作为立足点。这里除了有一批党员外,非党员中也有一批积极分子如董龙彪、许定南等,群众条件也好。可是,就在这个期间,“忠救”特务武装的活动猖獗起来了,郭万青的小股特务经常在泗港、闸上一带活动,我已不能在那里立足了。大约4、5月间,回到常家埭,并在南丰乡陈继林亲戚徐官生家建立了新的流动立足点。5、6月间,我的立足点又转移到店岸陆炳生家前面陈老太家。这里群众条件也好,除了有一批党员外,还有一批虽还不是党员但是很好的非党干部和党外积极分子,如高金才、施绍歧、曹祖达、樊桂清和樊的父亲等等。这时,原由包厚昌同志领导的陈有光同志,立足在东界港,也交给我领导了。我们在东界港一带也就开始了地下党(原来这一带我们还没有党组织)活动。东界港一带既有陈有光的亲戚,又有一些党外积极分子,群众条件也较好。因此,我们的活动也比较安全和顺利。还由陈有光负责筹备了一只长江交通船,经常摆渡我们于沙洲与江南办事处之间,有时还为无锡的同志运送人员、物资。6 X# q0 H$ M8 C+ ?. a: e) C! Q
由于沙洲的斗争环境在1942年还不具备武工队活动的条件,在钱敏、包厚昌、史雨生等中心县委率领武工队进入无锡活动后,余静德同志带一部分武装人员,留在如皋靖江一带长江边开展沙洲工作。陆英、向阳等同志分配在如皋(当时如西县)靖江做税务工作。为了开展沙洲工作,他们也联系到一些党员,更多的是联系到不少党外积极分子,为配合地下党的活动和准备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 t5 {" ?/ S* [) q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孙文根同志,他是大革命时期茅学勤、孙逊群同志在江阴、沙洲活动时的党员(孙逊群同志是他弟弟),参加过我党领导的江阴、沙洲农民暴动。1941年我们在沙洲县建立抗日根据地期间,他是德积乡长。我们北撤后,他还找到如皋靖江一带我江南办事处来取得联系,,始终坚持地下斗争活动。7 P0 k/ o" [" @. A2 u* S
1942年,我们在沙洲基本上恢复了地下党的活动,但限于当时的斗争环境和具体条件,还有更多的党员一时无法联系上。可是在进入1943年时,已经具备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条件。1943年到1945年间,我们一方面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并逐步开展了武工队活动。这个期间先后入党的人在年丰、大新一带的有陈令仪、肖国衡、蒋保华、张金保、蒋俊才(蒋正才)、陆士清、闻仲英、陈秀中、王竹友、闻玉珂、余青芳、丁志良等;在杨舍一带的有许惠生(谢克华)等;在常家埭一带有朱友生、陈友根、陈福根、丁士坤等,在合兴街有王婉如(郑平)等;在店岸有曹祖达;在东界港有陶友祥等;福前镇附近有吴焕祥等。还有好多新党员的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了。这期间还陆续联系恢复了一些老的党员关系。1944年12月份在“忠救”活动猖狂的泗港一带,潘柳吾同志被“忠救”匪特郭万青捕去杀害,赵志良也被捕给敲了“竹杠”后保释出来,赵阿成和黄龙彪外逃苏州亲戚处。1945年春夏之交,找到我们后参加武工队活动。1944年5、6年间,年丰的徐国醇(徐玉保,是“清乡”前的党员),也被“忠救”匪特秦祖洪、秦祖林捕去杀害。除这两起事件受到损失外,我们的斗争和党的组织在日益发展着。
* K Z e+ E# |- `$ z从1943年起,中心县委在如皋靖江地区又重新建立了江南办事处,给我们地下党的活动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好多同志先后去江南办事处学习,研究工作,还动员了好多青年参加武装训练,为武工队活动作好准备。同时在中心县委直接指挥下,又有余静嘉同志回到了江南办事处,俞静嘉、俞静德、张毅等同志依托江南办事处机关,对沙洲地方上层的统战工作及对敌伪两面派的工作做出了不少成绩。
2 s$ w6 T( V7 A4 w$ w(三) 1944年下半年,全国抗战形势已处在胜利的前夜,我们根据中央和苏中区党委指示,在沙洲开展了武装斗争。当时,澄锡虞、苏常太两个地区合并建立了苏中六分区,成立六地委,书记钱敏,分区司令包厚昌,专员任天石。在苏常太、澄锡虞地区均陆续展开了武工队活动。当时江阴以西的五分区也开展了武工队活动。我们沙洲也正式成立沙洲县委和武工队,县委书记兼县长是陈伊(沙金),我任副书记,孙刚为组织部长,余静德为警卫大队长(即武工队长),刘建华为副大队长,陆英、邱中伟、张毅为警卫大队指导员,并先后建立了几个区委,何洛为沿江区委书记,李桐明为海沙区委书记,成国粹为后塍区委书记,张永明为北沙区委书记。11月间,我们一支二、三十人的武装进入沙洲开展武工队活动,主要活动地区在猛将堂、德积街、拦门沙、护漕港、太字圩港、桥头、年旺街、大新镇、新桥、海坝、中兴街、店岸、南兴镇一带。这一带的据点附近,我们都能控制和活动,伪乡保长也被我们控制,他们对敌伪军也只是表面应付。除这一带外,周围地区基本上被国民党“忠救”所控制,所以我们的活动地区很小,有时也穿插到南新街、合兴街、悦来镇、锦丰镇附近一带活动,有时“忠救”也穿插到我们这个地方活动。当时“忠救”表面上抗日,实际上与日伪是合流的,所以活动起来很方便。他们挂着抗日招牌,实际上根本不抗日,专门破坏我们的抗日活动,而且经常对群众敲诈勒索,杀害无辜,奸污妇女等等,无恶不作。所以我们的斗争很复杂、很艰苦。但毕竟逐步打开了局面,站住了脚,并且还由陈有光同志负责开展了东沙区从锦丰镇、十二圩港、乐余镇、西界港、东界港一带的武工小组活动。1945年春,“忠救”的技术营进入沙洲活动。这支特务武装配备着当时最新式装备,有美制卡宾枪、汤姆生机枪,加拿大机枪,黄色炸药等,对我威胁很大。为了打击“忠救”的嚣张气焰,六地委在苏中三地委、三分区司令部和如西县委、如西警卫团的支持下,由包厚昌和如西警卫团长周维生同志亲率如西警卫团的两个连进入沙洲。第二天,我们侦察到“忠救”技术营驻在年旺街附近时,就在大白天奔袭过去,“忠救”迅即逃跑,只缴获到几支卡宾枪、汤姆生机枪、短枪和一批黄色炸药。通过这次行动,我们的活动有新的开展,警卫大队逐步发展,活动地区也有扩展。有一次在晚上,我们武工队在南新街附近缴获了一支“忠救”的汤姆生机枪。又有一次,白天袭击了进入年旺街、桥头之间的“忠救”武装,缴获了几支短枪,并追击到牛市街以东。各区的武工小组也相继建立起来。0 I; p+ k* K n: ^
日本在“八·一五”宣布投降后,我们这支武工队包围了护漕港,在当地上层人士的配合下,争取了这个据点一个连的伪军向我投降。我们的武装已发展到两个连的兵力,并一度进到后塍,建立了后塍镇,由刘一同志任后塍镇委书记兼镇长。十一圩港等据点伪军逃跑后,“忠救”也撤向套河以南。套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基本上已为我控制。地委和分区司令部也陆续调来一批干部,增加陆润生为县委宣传部长,田方为警卫大队副。邵荣祖、曹银福为大队部参谋,马仁受为县政府财经科长,尉迟凤鸣(女)为东区区长等等,还由林路(陈伟新)带来一个专区文工队进行文艺宣传活动。1 T0 h- V3 t5 T; N( m- h/ n
毛主席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我们奉命北撤,所以没有多久,沙洲的斗争就又转入地下了。我在9月底就调到六分区司令部,跟钱敏、包厚昌同志到无锡的梅村一带,不几天,又奉命跟他们返回沙洲,接应由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同志率领的一部分浙东部队北撤(另一部分由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同志率领的没经过沙洲)。浙东部队从常熟方向来沙洲时,还在东莱镇附近遭遇到国民党交警纵队熊建东部的袭击。这支国民党主力部队虽然兵力大武器精良,但是遇到我军还是不堪一击,被我们俘获了大批人枪,我们却没有伤亡,这是我军在沙洲这块土地上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这也是国民党送给我们的意外收获,我们在沙洲的同志和老百姓都高兴极了。送走浙东部队去苏北后,我就跟钱敏、包厚昌同志撤到苏北去了。在我们北撤不久,沙金等同志和沙洲的武装部队也北撤了,留下陆英、何洛、成国粹等同志和一部分精干的武工队继续坚持沙洲的地下斗争。; s. ^% v$ x5 C% u! T' _7 R! t
# e# m. y7 n/ f大江英魂 ———记张国珍烈士 徐振旗 抗日战争时期,中兴、德积一带的沿江区,曾一度改名为国珍区。那是为了纪念一位烈士,他的名字叫张国珍。由于历史变迁,国珍区今已不复存在,但是,张国珍烈士的英名,将永载革命史册。
/ g. f) Q6 l) L6 b; [ 张国珍,1906年生于中兴滩上村。早年就读于江阴礼延小学、江阴师范和上海招商公学,期间阅读到一批进步书籍,思想逐渐倾向革命。毕业后,他回家乡当了小学教师。其时,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农民运动,支持北伐革命,成为沙洲地区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
( N7 n: ~$ g* p6 t8 p; t 1927年3月,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归来的孙逊群和陈叔璇,在江阴励实中学举办农运骨干讲习班,张国珍和茅学勤、朱松寿、柳畅如等四十余名革命志士参加了培训。讲习班一结束,张国珍深入农村集镇,积极宣传革命形势,筹建区乡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开展抗租减息斗争。
$ O5 i$ v9 E1 E* v: z 同年农历三月十四日,后塍地区农民协会成立。当天下午,中兴一带农民在五节桥与芜湖米商发生冲突,米行老板向驻军告发“土匪抢粮”。为了保护农民群众,避免事态扩大,张国珍遵照江阴县农民协会领导人指示,妥善调解了这一事件,并争取到两万多斤大米,帮助贫苦农民度过春荒。
0 t; y z8 [' I& p+ P5 Y/ S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从1927年冬至1928年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沙洲地区先后多次爆发农民暴动,张国珍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在斗争中,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j( W7 d3 _% }2 B/ w" O; ~7 z& e 农民暴动失败后,敌人疯狂进行阶级报复,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张国珍先后隐蔽到无锡南门邵巷小学、北张小学和苏州娄门小学,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曾任中共无锡县委常委,负责宣传工作。后因党组织遭到破坏,张国珍与党失去联系。虽然革命受挫,但他对党的事业仍抱着必胜信念。他赋诗明志:“蛟龙困池中,郁郁恒怀胸。一旦云霏开,立刻奔天空。”他还写了不少时评,揭露反动派的丑恶嘴脸。/ H& O& ^' b9 y" V6 U3 T3 [
抗战爆发后,张国珍和农暴时期的同乡战友余静嘉、李善生在张家港西部地区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由李善生任司令,余静嘉管理财务,张国珍负责政训和军事策划。1938年3月,该部会同陆尔康、陈楚书领导的抗日武装,联合击败国民党土匪柴茂林部,合并组建了以除奸抗日为宗旨的横河大队,并归属朱松寿的抗日部队领导。
+ L- u5 p: o, Z: s" L6 A) J- y" k由于当时属抗战早期,新四军尚未进入江阴沙洲地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抢占地盘,以国共合作为借口先行收编了朱部。“忠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引起朱松寿、张国珍等人不满。1938年7月,中共澄锡虞工作委员会派张志强策反朱松寿和李善生。李善生曾表示犹豫,由于张国珍从中开导,晓以大义,终于下决心随朱松寿脱离“忠救”,投入中共领导的“民抗”队伍。6 \! x9 O! r$ E& n
同年9月,“民抗”遭“忠救”袁亚承部袭击,战斗失利,部队被打垮。面对挫折,张国珍斗志未减,他同李善生再次拉起队伍投入战斗。1940年4月,新四军“江抗”二团东进到沙洲,张国珍积极配合,协助中共特派员陈刚,对本部进行军事政治训练,随后部队受派前往苏北参加了姜堰战斗。战斗结束后,张国珍奉命返回沙洲,继续开展抗日活动。. ?; P9 v, l5 K% H
1940年10月,新四军东路财经委员会为了掌握港口税收,打破日寇经济封锁,决定在沿江一带成立江防管理局,张国珍被任命为江防管理局局长。他上任伊始,即不辞辛劳,奔波于各个港口,说服控制港口的工头和原税务人员接受“江抗”领导,服从统一管理。在他努力下,沿江港口获得丰厚税收,不仅供给新四军十八旅,还支援十六旅和新四军军部,对根据地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W D/ f) H y+ ~# i& X/ y& ]
然而,江防税收管理是一场十分尖锐的斗争,处在风口浪尖的张国珍随时都会遭到敌人暗算。李善生部下有个中队长,名叫薛应文。此人政治立场反动,在李部接受新四军整训期间,他已生离异之心。当李善生、张国珍带领部队渡江北上时,他即率领小股武装叛离,流窜在中兴、双山沙一带,对外伪称十七大队,向来往商船收取税收。江防管理局成立后,直接损害了他的经济利益,他于是对张国珍动了杀机。! k. m& M6 g: k# P& u
1940年11月的一天,张国珍住处来了个不速之客,他谎称是李善生派来的,要张国珍马上去德积太字圩港,商量动员薛应文归队整编的问题。其实,来人正是薛应文部下的匪徒。张国珍没有怀疑,当即跟着来人上了路。当两人骑车刚到长江边,突遭伏击。张国珍临危不惧,孤身一人同匪徒拼死搏斗。但终究寡不敌众,他的驳壳枪被劫,身受重伤,被五花大绑押到早已准备好的船内。接着,残忍的匪徒将他装进麻袋,投入江心。他牺牲时年仅34岁。
% k0 m3 ]$ r# L7 u& y0 ^ 张国珍牺牲后,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将沿江区改名为“国珍区”,以缅怀这位抗日英烈。张国珍生前渴望家乡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今他当年抛洒热血的长江之滨,已矗立起一座现代化港城,海关的激越钟声,回荡在大江南北的百里长空。此情此景,定会让张国珍烈士含笑九泉!& E' h6 S! c& ];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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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延安”的抗日烽火 陈品中 & V' d2 S* P9 {/ C1 f$ U7 u* z
抗日战争时期,江渭清、傅秋涛等我党我军高级领导北上抗日,浙东谭启龙大部数千官兵北撤,包厚昌、焦康寿、何洛、余静德等领导战斗在大江南北,澄、锡、虞等党政要员北撤,上海等一批批热血青年赴苏中根据地参加抗日战斗,以及对苏中根据地运送军粮、纸张、药品、给养等等,具体的地点就是60多年前苏中抗日根据地前沿的战略要地、我党建立的大江南北地下重要交通线上、地下沙洲县的江防区——现张家港市金港镇辖区德积地区。60多年前,德积广大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保卫大江南北这条地下交通线,为保护地下党新四军的活动,为打击日伪顽,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形成了“同心惩国贼,万民歼日寇”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为夺取八年抗战的胜利,浴血奋战,谱写了光辉的诗篇。德积这块地方被日本鬼子“嘉誉”为“小延安”,这是对德积人民抗日历史的最好见证。
4 H$ G3 V! i+ H5 c) a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随之,德积地区也就落入了日寇的侵略者魔掌之下。但是,由于日寇兵力不足又忙于西侵,一时在德积地区没有留驻,使德积地区成了“空白”区域,加之这一地区东离常熟,西距江阴,隔江苏北(靖江、南通),都是羊肠小道数十里,乃至百里之遥,这就为我党发挥地理优势,宣传发动组织人民抗日,开辟大江南北地下抗日交通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940年9月,抗日民运工作队进入德积地区,在护漕港集镇北的护漕港小学公开挂起了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片,大力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到1941年初秋,日寇回过头来对德积地区进行扫荡,全区已建立了五个地下党支部,党员发展到39名。全区丰亨、太字、德积、拦门四个小乡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各保保长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掌握在我党手里。乡乡都建立了农抗、青抗、妇抗、儿童团,当时太字乡还建立了人力车抗日会等抗日组织。特别是党的统战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全区的地方绅士、有识之士,特别是区中心所在地护漕港集镇几十名地方绅士和有识之士都站到了抗日的一边。阶级矛盾演变成了民族矛盾,形成了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加之以沙金(护漕港镇上人)为首的地下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以护漕港地区为重点“背包”办公地区,指挥全县的抗日工作,沙洲县武工队以这一地区为活动根据地,抗日游击队王立金中队,长驻德积地区。因此,全区从上到下,从思想到组织拧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巨大抗日力量。
. M1 [$ |6 b& n' _. M在反扫荡过程中,全区人民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对日寇采取了“斩魔爪、拔毒钉、搞策反、打伏击”等不同形式的战略战术,拉开了人民战争的巨网,与日寇展开了浴血奋战,彻底粉碎了鬼子一次又一次的扫荡,直到最后把鬼子压缩进炮楼,不敢随便外出一步。“小延安”之称就是当年侵驻在护漕港港口的鬼子小队长奥田和中本对德积地区人民恨之入骨,好象落水狗一样发出狂吠——“德积地区简直是小延安,老百姓良心大大的坏!! b' X5 s. H6 L7 g8 ^
一条切不断的交通线 以护漕港为中心的德积地区,是沟通大江南北一条十分重要的地下交通线。德积人民为了保卫这条交通线,不惜毁家流血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使这一地区成了苏南一块牢固的抗日根据地,使这条交通线成了一条从未被切断的抗日斗争地下交通线。
( K1 [6 }% E1 _$ N- n7 K% M' C德积地区当时属于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前沿,是地下抗日民主政府沙洲县的江防区。东辖段山,与大新接界;南与晨阳相连,以缪家港为界;西接中兴猛将堂,北依万里长江。当时全区面积约29平方公里,辖有丰亨乡、德积乡、太字乡、拦门乡四个小乡和福善乡、博爱乡、民主乡部分埭村,人口总数2万3千余人。全区的江堤总长为30华里左右,芦滩面积在3平方公里以上,站在江堤北望,是一片茫茫的芦苇和滔滔的江水,如果外地人误入芦苇丛中,涨潮时往往被淹得不能生还。就在这茫茫的芦滩之中,有洋滩港、火通港、护漕港、太字港、段山港等五条港注入长江,成为南下北上的必经通道。除这些港口可以通行外,小船靠岸,只要有熟悉的向导,摸清滩中小流漕,处处可渡。因此,这确实是游击战争明来暗去、能进能退、与敌人迂回的好地方。2 u) X. h: o! c
德积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双丰村的黄汝初就是孙逊群、茅学勤领导的农民协会骨干分子,l927年入党,是德积最早的共产党员。后塍一、二、三次农民暴动他都参加了。1928年1月13日,后塍第三次农民暴动,他带领德积地区30多名青年参加战斗,牺牲时年仅23岁。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德积地区广泛开展统战工作,积极组织宣传抗日,全区建立了五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39名。出生于护漕港的原江西省军区第一副政委陈伊(抗日时化名为沙金)、原24军副政委陈泾以及中央公安部的陈伦等都是这段时间里成长起来的。抗日积极分子顾秉钧、万里(万荣芳)、叶干清、陈佩章等,后来成为科局、县团级以上干部的就达200余人,所以当时德积地区被谭震林、包厚昌等领导誉为“革命的小摇篮”。
1 I% E* r8 P7 M& j* t7 q( m2 H天时地利加上群众基础,使德积地区成了乡村包围集镇的红色小区,抗日游击根据地。茫茫芦滩中的条条港口流漕也成了我党沟通大江南北的地下交通线,在那烽火连天的年月发挥了重要作用。" i% @" n5 f( [" K
1941年3月5日,从皖南突围出来的一支队司令傅秋涛、江渭清等军政领导就是从护漕港这条交通线上渡江北上的。同年7月,新四军六师师部正式建立了从江阴到护漕港的秘密交通线。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德积人民就接送了300多名苏、常、太、澄、锡、虞地区的党政干部和武装人员从护漕港安然北撤。. U G( ?" R# z/ P4 O; O4 G9 P( F
敌人是不会容忍这条地下交通线存在的。不久,日寇对德积地区进行清乡扫荡,并封锁南北交通。他们在各条港口打上树桩,围上竹篙笆,禁止一切船只自由通行,还在要道口筑起土炮楼,高树上搭起了“瞭望台”,妄图切断这条地下交通线。9 g8 |! b# h$ H. a( P1 ~0 y
在残酷的斗争形势面前,德积人民没有畏缩,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以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这条交通线。党领导的地下武装先后在陈家圩、严四麻子桥伏击鬼子,在思贤港击毙下乡捉鸡的鬼子2名,狠刹了敌寇的嚣张气焰。同时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地下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沙金(陈伊)任命统战对象丰亨乡乡长施正荣为站长,采取“拔钉子”、“抹眼珠”等方式,开展了反清乡斗争。
g* }' {" y7 C' p8 E$ _当时在护漕港、太字港、洋滩港等港口,所驻鬼子人数并不多,可恨的是伪军数量大于鬼子数倍。有个朱思玉伪军中队驻扎在护漕港小学,和鬼子遥相呼应,对我们四面出击进行围剿,这是一颗“钉子”。上级指示必须坚抉拔掉。于是,地下党采取智取的办法,由施正荣出面,以与该中队队长朱思玉、中队特务长张益群拜把兄弟为名,会同地方武装里应外合,结果一枪未发,智缴了全中队的枪枝弹药,解散了该中队。1944年8月,施正荣在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下,又和护漕港统战对象黄鼎嵩、姚茂兴等,会同县大队余静德部深入驻扎在护漕港小学的省保安队做工作,在党的政策攻势下,保安中队长带领士兵全部投诚,所有武器弹药都缴给了县大队,人员受编。连拔两颗“钉子”之后,鬼子孤军无援,只能龟缩港口炮楼。. G+ Z- f4 n2 v6 v8 X
在这条交通线上,除了频频传送军事情报与上级指示外,还将苏南征到的公粮、财税送到苏北,把苏中根据地的武器弹药运到苏南,支援苏南人民的抗日斗争。当时,第六军分区司令包厚昌的母亲就是从无锡到拦门乡,在乡长朱定坤的护送下过江的。
* t5 w2 ^+ F/ G8 Z! Q3 Y4 z在1945年的二次北撤中,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政委谭启龙率2000余名官兵经护漕港北撤,受到了德积人民的热情慰劳与全力帮助,保证了部队的安全渡江。不久,苏中六分区司令包厚昌和锡东县委书记李中、锡澄行署主任张卓如带领200多名党政干部、武装人员来到护漕港,准备渡江,并进一步了解了交通线和军情报告的情况,称赞“这是一条切不断的交通线!”; N: d, U# s. @* B, C) Z
解放战争开始,原来的地方组织均未暴露,而且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充实调整,由叶干清同志任情报总站站长,加强了对这条交通线的领导。国民党21军驻德积以后,几十里江堤挖地洞拉开长江防御,这时南北通航十分困难,太字港、护漕港港口全部堵死,但这条交通线还是没有被切断,我们把渡口西移到拦门沙坍海边“暗渡陈仓”,仍保证了南北交通的畅通,直到解放军渡江,最后一次军事情报,也还是从这条交通线上通过的,始终没有被切断。0 l' y. `. _" q" l; e3 m9 O. p3 [
“顾克明良民证” 护漕港地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保卫地下交通线,显示了大智大勇。1941的至1945年间,连续铲除了敌寇小队两名罪大恶极的翻译(赵翻译、夏翻译),拖走了伪军黄黎声连队的部分枪枝,利用统战工作,进行“和伪策伪”,智缴了分别驻护漕港小学朱思玉和房耀章连队的全部枪枝弹药,遣散了人员。粉碎了日寇的一次次清乡扫荡,始终保卫了这条交通线未被切断。相反,鬼子身边没有了“耳目”和“帮凶”,也不敢随便外出一步,只能依靠当时的乡长和就近的保长了,而这些乡长、保长又大多掌握在我党手里,所以,这条长江南北通渡的交通线,反而由“私渡”变成了“官渡”。护漕港丰亨乡的乡长施正荣,是我地下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沙金委任的,我地下工作人员过江、军需物资运输、南北情报往来等,只要到丰亨乡乡公所开个条子,鬼子看到施正荣开的条子——“施先生的条子,好好良民,开路开路的!”船就很快扬帆渡江北去。
^. T, c7 Y% T% M# i0 f1942年秋,鬼子开始颁发“良民证”,妄图以“良民证”把地方百姓和我地下党员、抗日游击队员,特别是上级派来本地区领导抗日的干部区别开来进行打击。斗争变得更加艰难,“施先生的条子”当然仍可以放行港口船只,但是,对每只船上的“船工”、“乘客”都要检查“良民证”,这就给当时活动在这一地区的焦康寿、何洛、赵惕义、余静德等党政领导干部的南来北往设下了一道难题,因为他们都没有“良民证”。
( m6 T+ B: z3 ~1 Z4 w$ r在这一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居住在护漕港镇北沈家埭的地下抗日积极分子顾克明同志为我们排忧解难,想出了一条妙计。顾克明当过私塾教师,聪明能干,心灵手巧,平时会搞些小玩艺儿,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向地下党组织提出:“良民证的问题我来解决!”
9 ?- B0 ?6 _- R/ W x+ A于是,他利用所在地保长不识字的弱点,代保长填写良民证明,以写错为名,一下子藏起了20多张白片。因当时填写允许有错,反正不贴照片不盖章派不上用场,所以保长也未深究。回到家里,顾克明开始了“雕刻手艺”,他对照自己的“良民证”,不厌其烦地刻了一枚又一枚,手上磨起了血泡。“江阴县丰亨乡”的公章终于模仿像了。可是难度最大的是贴照片处的骑跨硬印!老顾反复思考,农村祭祖“打钱纸”的原理给了他启发。办法最终给老顾想出来了,他用橡皮垫加压图章,终于在“良民证”上盖上了骑跨大印。先后为焦康寿、赵惕义、何洛、余静德等抗日领导干部“颁发”“良民证”。大家风趣地称它为“顾克明良民证”。这样一来,乡公所“施先生的条子”,加上顾克明的“良民证”,“好好良民,开路开路的!”致使这条大江南北的地下抗日交通线始终未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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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惩敌寇 统战显神威 陈品忠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德积地区也很快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但由于日寇兵力有限,又忙于西侵,在当地暂时没有驻防,一段时期内德积地区成了“真空”地带。1 p7 U/ A! M- _ \
我地下党组织紧紧抓住这有利时期,抗日民运工作队在苏玲同志带领下很快进入了该地区,针对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情况,除加强抗日宣传外,还充分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统战工作。以施正荣、祝锡初、姚茂兴、王鼎松、唐子良、曹国梁、李顺兴、陈瓞初、陈棣山、方文彬等为首的地方士绅和知名人士,在我地下党组织积极争取下,站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尽管这些人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但在抗日时期确做了不少有益于抗战的事情。后来,在日、伪军下乡催捐收税和清乡时,这些地方士绅和知名人士,利用所任乡长等合法身份,采取“和伪策伪”的策略,通过与伪军头目、日寇翻译交朋结友、合伙经商等方式,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取得日伪信任,在德积乃至整个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 I4 l U- z+ | I0 X
策反 1941年秋,日寇开始了清乡扫荡,进驻德积地区的是日寇奥田小队与和平军黄黎声一个连的伪军。鬼子以护漕港为中心架设电话线,遥控指挥伪军,在沿江打起竹篱笆,要道口筑起土炮楼,妄图对我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
4 i" Y1 T* B: D, q在我地下党组织的指导策划下,护漕港集镇的顾锡高、黄振华、张培荣、张培进、陈桂宝、陈友宝等10多名爱国青年,以拜师习武为名,巧妙地混入了黄黎声连队,拜该队石班长为师,习武操练,还不时进贡些小恩小惠,很快与石班长一伙打得火热。并利用一切机会向石班长及其所属部分伪军灌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晓以民族大义,逐渐激发了部分伪军的爱国热情,使他们萌发了调转枪口走抗日救国道路的思想。) L3 r! L+ c/ W2 u
转眼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这天护漕港小学操场上突然听不到操练声了。连长黄黎声感觉情况不妙,经检查发现不但顾锡高等青年不见了踪影,还少了2挺机枪、4支步枪和4名伪军,连石班长也不见了。原来他们连人带枪深夜渡江北去,投奔到我苏中抗日根据地去了。5 e' D/ Q0 w0 h. C% B: L# a
事发后,伪军连长黄黎声又恨又怕,把护漕港集镇上的名人张一农和青年黄理明抓起来作为人质。针对这一情况,我地下党组织指示统战对象丰亨乡乡长曹国梁出面找到黄黎声,利用他惧怕上司知道的心理,先与他设法瞒住鬼子,而后又与王鼎松等地方士绅一起跑到驻扎在江阴的伪军团部,在向伪团长汇报时统一口径“是石班长带领几个弟兄深夜去太字港分头巡逻,不慎被‘土匪’搞掉的”,并向伪团长送了些礼物。这样,一场风波就得以平息,张一农、黄理明也交保释放,就连这批练操的抗日青年的家属也未受到牵连。黄黎声虽心中有数,但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久就调防到别处去了。
/ j1 w3 t& O& {* i除奸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彻底粉碎日寇清乡扫荡阴谋,我地方党组织认真总结了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决定除掉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让日寇成为睁眼瞎。6 A! s/ I3 G# K& ~% }) ]
1944年初冬,抗日战争已进行到最后阶段。当时日寇小队长奥田身边有一个姓夏的翻译,人虽年轻,又生得矮小,却是一肚子坏水,经常领着鬼子到处乱窜,无恶不作.群众恨透了他,驻地伪军也看不惯他狐假虎威的奴才相。我抗日武工队决定拔掉这颗钉子,就由统战对象李顺兴(当时丰亨乡乡长) 、唐子良(乡文书兼会计)出面,利用他贪杯的特点,巧妙地把翻译引导到青抗会主任、地下党员陈佩章家喝酒。席上你一杯我一杯把夏翻译灌了个酩酊大醉,而后由唐子良负责“护送”他回鬼子炮楼。这时夏翻译已辨不清东南西北,糊里糊涂走到靖江埭头(现金城村七组)时,数名游击队员跃起捕捉。姓夏的一看不对,吓得酒已醒了大半,慌不择路跳河东逃,妄图求助于河对岸的驻地伪军。谁知两名站岗的伪军平时恨透了这个假洋鬼子,只当没看见这条落水狗,老远就跑开了。夏翻译走投无路,只好乖乖就擒,被我游击队员就地正法了。
, Y% K7 \1 ?: R- _& K, Q为防止鬼子报复,在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下,又由李顺兴主动到鬼子队长奥田处告状:“亲眼看见夏翻译带着小阿妹,金票大大的有,开路开路的了。”奥田接报后大发雷霆,“夏翻译良心大大的坏,捉到了死啦死啦的,”却也无可奈何。+ o* k7 H' V- A$ W* h$ v& k0 `$ x
鬼子身边仅存的一个徐姓翻译较有民族气节,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由统战人士出面把他争取了过来,并为他介绍民女朱兰娣为妻,帮他在护漕港黄子清饭店办喜酒,地方知名人士都送上“人情”,让他得到家庭温暖。徐翻译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爱家的思想,后来成为我地下党组织的内线。每次鬼子下乡,他都要把行走路线及时送出,有时实在来不及先报,进入村头时尽量绕道,让游击队有一个应付的时间。由于我们彻底掰尽了鬼子的“脚爪”,抹黑了鬼子的“眼睛”,又有内线接应,鬼子只能像没脚蟹一样龟缩进炮楼,不敢轻易出来。
9 L4 Y. S( Y+ a1 t诱降 1945年夏秋季节,侵华日军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末日即将来临。我沙州县抗日民主政府陈伊县长审时度势,决定对驻扎在护漕港小学的伪军房耀章中队执行缴械。
3 @. \( u, ?# [3 F) T* r3 H房耀章1945年春进驻德积后,就置身于我党强有力的统战工作控制之下,已和护漕港集镇士绅施正荣、王鼎松、唐子良、姚茂兴、李顺兴等结拜为“把兄弟”,通过不断的策反工作,房耀章的认识有了较大的转变,与抗日游击队是“井水不犯河水”,即使拍面撞过,也作视而不见。随着抗战的节节胜利,房耀章也觉察到前途不妙,为今后的何去何从很是担心,也不时在这帮“把兄弟”面前唉声叹气。0 P* Y9 F; y& r& c5 n9 D
陈县长首先指示由施正荣出面,在护漕港后街隐蔽处姚茂兴家中办酒, “把兄” 慰劳“把弟”,把房耀章请到后,陈县长也亲临现场。酒宴过程中,施正荣介绍了陈县长的身份。陈县长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对房耀章展开了攻心战术,严肃指出只有回到人民中来才是唯一出路,并答应保证他和伪军弟兄的安全。众把兄弟也你一言我一语,为房想办法,出主意,解除他的后顾之忧。解甲以后随他所愿,如经商,答应给他本钱,为他搞店面;如种地,答应为他置地10亩。众弟兄愿意受编的就受编,不愿受编的就发给返乡路费。这次接触初步稳住了房耀章的阵脚,其思想也开始发生动摇。
0 B9 S' p0 T; j: K2 J3 W# `3 U1945年8月初的一天傍晚,护漕港集镇的施正荣、王鼎松、姚茂兴、唐子良等,分别接到“把兄弟”房耀章的邀请,声称即将调防,要求第二天代办酒席,一是感谢关心,二是告别。陈县长得知消息后,当机立断,决定就在酒宴上对房耀章进行缴械。可是武工队主力当时不在德积地区,身边只有几名游击队员。“到嘴的肥肉绝不能让他跑掉!”考虑再三,只能智取,陈县长对此作了周密的部署:一是指定施正荣等把酒宴定在护漕港桥东靠桥垛的陈松山家,并指定开着大门喝酒,这样对桥上的行人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二是确定以鸣枪为号,到时要拖住房耀章;三是喝酒开席要早;四是虚张声势。第二天派个农民到街上买了一担黄豆芽和冬瓜,在护漕港桥东堍歇脚时散布“新四军人很多,这一担菜还不够吃”,并故意让房耀章听见。
# P. ?: i6 I' ?. C) Z第二天上午,正当告别酒喝得热闹的时候,突然从护漕港西传来了两下枪声。房耀章顿时惊慌失措,站起来想回部队,却被众把兄弟牢牢拉住,劝他继续喝酒。可房耀章却再也坐不住了,执意要回部队。这时施正荣就站起来开诚布公地对房讲:“老兄尽管放心,陈县长早就表态,不会损害你和众兄弟的一根毫毛,日寇大势已去,今天就是你立功的时候了。现在新四军大部队已经把你部包围,请你下令缴械,免得大家伤了和气。我们是把兄弟,一切都按陈县长上次说的办。”在众把兄弟的挟持下,房耀章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枪我是不送去的,要缴请他们自己来拿。”于是,施正荣陪着房耀章去护漕港小学集中部队,命令把所有枪支都放在院内,人员到大操场集合。就这样,陈县长带了几名游击队员和20余名农民,不费一枪一弹,巧妙地解除了伪军的武装,共缴获步枪70多支及一批弹药。这一壮举,成为沙洲地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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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家埭地道 孙玄兴 “常家地道”位于锦丰镇常家村六组地段,常家埭的西首老一干河边。这里因开挖一干河,翻起的泥土堆成了一条高高的岸脊。沿岸盖起朝东房子,岸边长着浓密的竹子,几家的竹园连在一起约有几亩地。其中住着一位姓朱的农户,家境贫寒,但人丁兴旺,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朱友生、次子和生、三子云生、四子官生。
* F; ~* T! [9 I N7 b1941年7月,日伪军集结重兵对我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清乡”,当时的地下党组织在沙洲地区坚持了三个多月的反“清乡”,当时的地下党组织在沙洲地区坚持了三个多月的反“清乡”斗争,10月初奉命北撤,之后,日伪势力就更加猖狂,到处骚扰民众,派捐拉丁,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当时朱家四个儿子相继进入壮丁年龄,如何抗抓丁?该想一个万全之策。抬头一望,自家房后高岗上长着茂密的大竹园,能否想个办法挖个洞,一听到拉壮丁的狗腿子声,就隐蔽到洞里去,不就安全了?这朱家有四间朝东向的草房,还有一间灶披间紧靠竹园坎,灵机一动,为了不被别人发觉把地洞口挖在灶披间烧火凳下面,然后把洞挖向竹园的斜坡上。因竹园的地基高于房子,因而下雨时雨水就不会流进洞里去。起先这洞就是为了躲避抓壮丁。
% n9 t+ \2 U. P, X- z. x1 N4 A7 s+ l1941年秋季,焦康寿、何洛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朱友生也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地下党在常家埭进行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当时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反动势力嚣张,地下党没有一个活动的安全场所,朱友生自然而然想起家中竹园里的地洞。因革命斗争的需要,朱友生做通了母亲和几个兄弟的思想工作,将竹园里原来为了躲壮丁用的地洞挖深,挖阔,挖成能活动的地下室,这样地下党开会议事就不要再东躲西藏了。
! ^7 v( E: N2 E: V! X; A2 {" E8 l& b! r为了秘密进行,全家动手深夜挖,洞里不能用扁担簸箕挑,只能用一只畚箕把泥土端出洞口,然后接力端出洞外。又恐怕新泥被人家发现生疑,就想办法填河,部分泥土填在竹园里。这工程之艰难可想而知。最麻烦的是洞里缺少照明工具,只能用油盏头,灯草点着如豆的火,有时点蜡烛。据亲自参加挖地道的朱和生老人讲,大概挖了近半年时间(因为只能利用深夜到黎明这段时间),又要隐蔽,又要保密。他们兄弟几人吃了许多苦头,不知流了多少汗。这里是沙土,挖的洞容易坍塌,为了防坍,朱友生就动员母亲把寿材板献出来,支撑洞穴,这样地道就坚固了。好在地道的顶部是盘根错节的竹根,如果没有这些竹根像大网罩住,这地道挖这么大是根本不可能的。
/ o" u1 z* F+ Q地道挖成了,可由于江南水乡雨水多,洞内异常潮湿。必需解决通风去湿问题,就又在地道的西边紧靠一干河的一墩苋棵旁挖了一个出口,即可通风,又可透气,在竹园的高高的顶部也挖了一个洞,这个洞可以从上面顺着竹竿往下滑,这个口是只能进不能出的,上面用竹枝杂草盖严。在朱家灶披间南边有一只木水桶,又在木水桶旁边挖一个透气孔,使空气流通。这灶间的进口到一干河岸边的出口约有二十多米长。地道内铺寿板,板上再铺上厚厚的稻草,软软的,暖暖的,由于解决了通风透气的问题,里面就不觉得气闷了。
+ F7 H; G& S p0 m6 f这常家地道浇铸了朱氏兄弟心血,全家冒着生命危险,为保护地下党活动作出了贡献。据老人回忆,地下党何洛同志曾在地道里多次召开重要会议,布置工作,有时就睡在地道里。朱云生是朱友生三弟,经党的教育,成了常家埭地下党的可靠交通员,经常为地下党送情报,夜里贴标语、发传单、探听敌情,为地下党做了不少工作。朱友生二弟朱和生至今健在(85岁),同样为革命作出了贡献,现享受政府津贴。朱友生的发妻姜节娣配合丈夫的工作,经常为地下党在门外望风。朱友生一家不愧是“红色堡垒户”。焦康寿同志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在常家埭一年多,何洛在常家埭立足两年多,日伪军下乡骚扰的次数并不少,忠救军、特务及各武装也多次在这里出没,都是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何洛在这一地区吸收了五六名优秀党员,动员了好几位优秀青年参军,培养了众多积极分子,结交了好多可靠的朋友。常家埭就成了我地下党和武工队的可靠活动据点。”这些话语是对常家埭革命群众的充分肯定,理所当然地也包括朱氏兄弟。
( l2 Q; c7 [! F物换星移,沧海桑田,现在常家地道的遗址尚在,上面仍然长着茂密的竹子。这个地道一直保持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如今在苏州革命博物馆内有它的模型供人们参观。
0 S: j! U0 R( [4 Z# a }3 S附记:撰写本文时,采访了离休干部陈志尚、亲自挖掘地道的老人朱和生;并参阅《江苏革命斗争群英会·张家港分卷》,焦康寿《常家埭群众保护我们开展地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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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Y& a* A# o8 {" R/ A) M& I回忆在沙洲斗争的岁月 成国粹 / N' @( U; V& C7 j
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事变后,日寇占领上海、南京,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从1937年到1940年,在沙洲是一个短暂的无政府时期。少数人为虎作伥,做了可耻的汉奸。有些人拉起队伍,充当“乱世英雄”,但很快就分化了,有的去当伪军,有的投靠“忠救”,有的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要求抗日,但缺乏正确的领导。; i; T/ Z9 h* j! ]4 W
我党为了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于1940年9月中旬,中共东路特委派杨明德、苏凌等到后塍,建立“江抗”后塍办事处,不久改为“江抗”沙洲县办事处。10月,东路特委又派朱文海、陆保绢等十多人到沙洲开展民运工作,我和陈锡清等几个本地青年也都先后参加。11月,我经陈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组织上分配我、张莹、尉迟凤鸣跟陆保绢到海坝乡、新桥乡去工作。我们分散下去访贫问苦。一次,我在新桥乡召开佃农座谈会,会上,曾老三、黄延龄等十多位佃户纷纷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和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苦大仇深的曾老三控诉说:“粮食登场,地主要拿七成,八亩租田要作十亩租出,遇到荒年地主还不肯减租。我们辛辛苦苦种一年,连麦粞粥都吃不饱,只能糠菜半年粮。每年冬天我妻子只好外出逃荒讨饭。”黄延龄说:“驻七圩港的日舰经常向海坝镇开炮,有二十多间房屋烧掉了。这些日本强盗常常上岸杀猪捉鸡,杀人放火,寻花姑娘。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土匪蜂拥而起,他们搞到几支枪,纠合一帮人,每夜出去绑架抢劫。”就这样,我们把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抗日活动。
1 O x6 P+ e0 A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斗争,我们主要做五件工作。
7 c: [8 g$ n; V5 T8 x# A& B# q第一、发动群众实行“二五”减租。我们召开了地主、富农和进步绅士代表会,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二五”减租的政策。绝大多数地主、绅士是拥护“二五”减租的。对极少数反对者,我们就发动贫雇农开展说理斗争。在海坝镇上,我们曾经发动三百多名贫雇农斗争了顽固地主杜××和狗腿子陈××,迫使他们当场低头认罪。新桥、海坝两乡有九千多亩租田,退给佃户的租米有三十多万斤。减租斗争的胜利,使群众抗日的热情更加高涨。
0 G2 M/ l# g3 I第二、1941年1月开始民主选举乡、村长。新桥乡乡长王锡明,副乡长陈寿,海坝乡乡长王德高,副乡长顾永康。各村村长由乡长负责组织选举。乡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发动支前,开河套,办民校,动员参军等。& [& ^7 t& n4 |, c+ Y: E; y
第三、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对在减租斗争中表现好的积极分子,我们注意培养,秘密发展入党,共有十多名。1942年成立新桥、海坝两个临时党支部。
5 t& j) |; D, W( {$ |第四、成立乡民兵中队,负责站岗放哨,除奸等。先后被我镇压的有杨××等五、六人。民兵还负责当地的社会治安。
# V+ @# a- T$ Q* a第五、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如农抗会、妇抗会、儿童团等,发动男女老少都参加抗日斗争。如办夜校,教唱革命歌曲;妇女做军鞋,慰问前方战士等。
9 @. s2 @: M0 ?5 I" I1941年3月,我由县委选派去路东特委党训班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共产党的纲领与性质,怎样做个好党员等。三个月结业,6月回沙洲县委报到。县委书记李健生接待我,说:“敌人要进行‘清乡’,公开的军政人员要撤走,要建立秘密的地下党组织,开展隐蔽斗争。你是本地干部,有坚持下来斗争的条件,决定调到沿江区担任地下党负责人,以后,要单独活动。”我找到朱文海,他将中兴、徳积、丰亨等乡的党员名单移交给我,我立即去接上关系。7月初,日伪军进驻后塍、马桥、张家港。7月中旬以后,日伪军兵力不断增加,开始沿横套河、公路一线扎竹篱笆,各要道口设卡盘查来往行人。白天,小股日伪军下乡扫荡,搜索我军和党政工作人员。一天早上,我到徳积乡一党员家接关系时,突然冲进来五个日军,女主人机灵地叫我到灶下烧火,日军转了一圈,看不出破绽就离去了。
' \4 Q2 c0 I/ \* O, b) i8月间,沙洲县、区机关北撤。县委奚明道布置我负责接送一批干部北撤。我和何洛在周庄小白峰李福全(乡长)家建立了交通联络点,又布置打入中兴乡任伪乡长的李竹林搞良民证,党员王德成负责找船。我负责去小白峰联络接应南面来的同志,带领他们通过马桥封锁线北撤,先后约三十多人。
* j8 J3 Z0 Y- N( l. e- C8月底,奚明道又布置我同新来的县委领导管寒涛去新桥乡一带建立隐蔽活动点。我陪同他隐蔽活动一个多星期,觉得不安全,他于9月中旬撤走了。此后,我又随包厚昌部队活动了几天。当时,形势很紧,战斗频繁,包厚昌部队准备北撤。我动员地方干部、党员找船只,送他们北撤。包厚昌临行时交代我要寻找失散在沙洲的一部分指战员。第二天,我在后塍北面找到五、六十人,带领他们从马桥东面拆竹篱笆过套河,跳出封锁线,隐蔽在周庄北面王家巷。白天有一个从锡澄公路打散下来的战士告诉我们两个连在封锁线上伤亡惨重,才知道锡澄公路封锁很严。经过连干部讨论,决定掩埋好枪支,就地解散部队。我带一个指导员、一个排长回沙洲设法北撤。晚上,我们隐蔽到二圩岸丁亦能家的牛棚里。王德成来告诉我:焦康寿在两天前经双山北撤了。我们等了两天,由王德成安排,乘苏北新港开来的贩鸡船过江。我到江南办事处报到后,就编到政工队。约11月底,政工队随部队去开辟江(都)、高(邮)、宝(应)地区。8 [( @' ?8 m! O; O
1944年9月,我在一地委整风队学习时,苏中区党委调我回沙洲工作。10月底,到达如西朱德余港,由陈伊(化名沙金)、焦康寿主持召开县、区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沙洲的斗争形势,研究讨论了工作方法,明确分配各人任务,宣布沙金任县委书记,焦康寿任副书记。11月初,焦康寿和我随同余静德部队一起到沙洲。焦康寿要求我先以合法身份隐蔽下来,开展地下工作。我就通过朱光祖介绍到姓俞的木匠家里当小木匠,干了一个多月。1945年1月,根据形势变化,县委决定我到海沙区任区委书记。同时,从县大队调来五名战士作骨干,成立海沙区队,我兼队长,活动在新桥、海坝、大新、太字、福善、年丰等乡。李桐明负责秘党工作,任区委副书记,但和我一般不来往接触。对于伪乡、保长,我们都分别找来训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抗战前途教育。对于有罪恶、民愤大的进行惩办制裁,有的约法三章,做“两面派”伪乡、保长。
$ E& g1 f& A8 \, w- K" F3 G1945年3月,县委为了进一步打开沙洲局面,向南发展,扩大活动区域,将海沙区、沿江区武工队集中起来与县大队一起近二百人,去抄“忠救”费良琪部的老巢香山湾。我们到王家埭、巫山一带行军搜索,“忠救”闻风而逃,在王家埭抓到两个俘虏,群众纷纷要求严惩,沙金命令我区队将两犯处决了。4月,海沙区配合县大队向南新乡周家桥、泗港一带搜索,打算抄国民党区长龚赋的老巢。晚上,行军到殷沙埭时,正遇上“忠救”某部驻在该村,我们未发一枪,缴到一支美式汤姆枪,俘士兵一人,情报站长一人。
7 C# R, C" z2 h1945年7月,有一股“忠救”窜到我们控制地区——小大圩埭。县长沙金得到情报,立即组织袭击,布置我区队占领村东有利地形,进行佯攻,县大队从村西主攻。战斗打响,主力部队从村西冲进,敌人乱作一团,争相逃命。我们一直追到福前镇,共毙敌数人,俘十五人,缴获长短枪十二支。% O V+ n# Y# K/ b
同年8月下旬,日寇投降。县委集中县、区武装抗日民众收缴了驻沪漕港伪军的武器。8月底,攻打“忠救”盘踞的后塍镇。我率武工队在协兴油厂据点后面攻击,牵制敌人。主力部队沿天生港向南,进攻协兴油厂和九丰油厂两个据点。敌人不堪一击,顺利占领。约五天后,费良琪纠合四百余人,进犯后塍镇。第六军分区包厚昌司令正率部在沙洲,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兵力,包围后塍,我们又一次夺回后塍,并建立后塍市,成立联防队。刘一任后塍市委书记兼市长,我任联防队长,高树勋任副队长。联防队在后塍周围几个乡活动,恢复了当地的一些党员关系。10月中旬,后塍市开始征收秋季公粮。11月底,我们在完成公粮上缴和运输任务后,奉命北撤。7 Y8 y% Z, x* B8 t3 O+ n& j
! S2 f8 ^6 j3 A% F8 `& R) z投笔从戎赴国难 李桐明 我家住在张家港市大新镇年丰村,这里过去又叫年旺街,是个很小的集镇。1937年秋,日寇入侵,家乡沦陷,学校关门,儿童失学。我当时14岁,正读6年级,只好停学在家。
: S% m& |! { v8 w8 I日本鬼子侵占沙洲后,在当地无恶不作。如本村青年吴小汉之妻因生小孩不能逃避,被鬼子强奸,吴即与敌人拼命,结果全家被杀害。有的妇女先被奸淫而后刺死,惨不忍睹。一次敌人下乡,妇女躲在麦田里,其中一人探出头想看动静,不料被鬼子发现,一枪打死。又一次,日伪军到我们村庄,让群众集中到广场上,当场把我和另一个青年捆绑起来,说是抓到了抗日分子。多亏许多老人出来担保,我们才幸免于难。大新镇的另一村庄,敌人认定有抗日分子,便气势汹汹包围搜查,结果一无所获。于是放火烧掉村子,当群众从火窟中奔逃时,敌人竟用机枪扫射,真是残忍至极!; {. ~% u) F* X, h4 F
敌人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满腔仇恨。我当时年龄虽小,但已下定投笔从戎、奋勇杀敌的决心。1940年秋,我在梁丰中学读初三。10月,因病回家,病愈即随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春,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和中共沙洲县委成立。民运工作队布置我去位于合兴镇的大南中学(后改名为沙洲中学)读书,与陈志辉(何洛)、杨琪华一同开展学生工作。我们在校内秘密组织了“求知社”,传阅进步书刊,如《东进报》、《工人与革命》、《农民与革命》等,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团结进步学生,并培养了一批骨干。同时,我们还发动学生建立自治会,监督管理学生膳食、福利,开展文体活动。3月,我和陈近文(陈洁)、朱鹤轩三人同时加入共产党,成立了大南中学党支部,书记陈志辉。我们都要求参军打鬼子,经领导说服,留在学校和家乡进行抗日救国的活动。不久,我们又发展了3个党员,经中共沙洲县委批准,建立了年丰乡第一个党支部,我任书记。这年暑假,我初中毕业,组织决定我回家乡开展地下党工作。
. Z; n' v" \. C+ p1941年7月,日本鬼子开始“清乡”,第一阶段为军事清乡,日伪军集中兵力,“清剿”新四军,捕捉我工作人员和爱国进步人士。沿途烧杀抢掠,强奸妇女,对驻扎新四军的村庄实行最残酷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一次,得到日伪军将到年旺街、大新镇一带清乡的消息,我奉命立即去大新中圩里向县委书记李健生送情报。在年旺街遭到敌伪军岗哨检查盘问,我掏出身边零钱塞给伪军,总算避过了检查,顺利完成任务。第二阶段为政治清乡,敌人组织伪爱乡会,宣传“大东亚共存共荣”、“中日亲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伪县、区、乡、保甲政权,编造户口册,颁发良民证。日伪军进驻各乡镇,构筑碉堡,强编壮丁,砍伐树竹,沿江沿套打竹篱笆,强迫壮丁日夜放哨。敌人到处搜捕我军人员和乡、村干部,实行“联保切结”,发现抗日人员,或隐藏新四军者,即杀绝全联保、全村群众。晨阳堂设伪区公所、区警察署,年旺街设分署,驻一分队。穿着黑衣,头戴黑帽的伪警察横行乡里,群众称他们“黑老鸦”。新四军在沙洲多次开展了反清乡战斗。为了保存实力,上级布置县、区领导随部队北撤,留部分同志在沙洲秘密坚持,我也是其中一个。
- U0 R$ F$ d: a6 @1941年10月,伪政权已经建立,我为了掩护工作,便让年旺街小学恢复开学,这样就把学校工作和乡村工作同时兼了起来。12月,与领导接上关系。此后,逐步恢复老党员,慎重发展新党员。当时,伪警察分署驻在学校旁城隍庙,伪镇长就住在庙场上,他的儿子正好是我学生。我利用这个机会,多次与他们接触,进行争取工作。一些伪职人员经我宣传教育,有所觉悟,暗中对我掩护。我有了教师这一合法身份,便在师生中宣传抗日救国。学校组织了教师进修会,建立了图书室,公开借阅教学资料,秘密传阅进步书报。我们的地下抗日活动由校内扩大到社会,很快团结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发展新党员打下了基础。1942年,我任海沙区特派员,兼年丰乡支书。至1944年6月,先后在师生中发展了13名党员,建立了学校党支部,由我兼书记。合兴镇的大南中学也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组织。此外,在农村还发展了25名党员,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
6 S" a) {+ p* b) P1944年放暑假后,我离开年旺街小学,但仍秘密领导海沙区的地下党工作。因敌人到处搜捕伏击,我已不能公开露面,只能夜里行动。敌人经常夜里出动,隐蔽在要道口,或港、套桥梁旁,伺机伏击我地下人员。他们有时上半夜在家赌博,下半夜出发埋伏;有时,则上半夜便出动伏击。总之,敌人千方百计想活捉或击毙我,妄图一举消灭海沙区的地下党。但是,由于我们组织严密,加上广大群众支持掩护,敌人的阴谋一直未能得逞。当时,我们的对手是伪乡长秦祖林,伪顽合流的区长龚赋,区助理秦祖宏、陈九妹、沈宝生及向东亮、叶青观等。区武装有一个行动队,秦祖宏是军事助理,下有4个行动组,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并滥杀无辜。他们的口号是:“宁愿错杀一千,不愿错放一个”,“杀掉一千,其中有一个共产党员,亦就很好”。(抗战胜利后,龚赋是国民党晨阳区第一任区长)针对敌人的毒辣手段,我们也在很多要道口,港、套桥梁边,村头及年旺街上布置了地下党员、积极分子及其家属孩子,监视敌人的行动,得到情报,及时汇报。我们为防万一,在活动时采取由地下党员送、接的办法。凡是我夜里转移行走,先有一个党员走在前面,我在后面,相隔五十到一百米距离跟随。并约定暗号,如与敌人遭遇或发现埋伏,即大声连咳三声嗽,暗示我迅速避开。到了一定地点,另有党员或积极分子在接我,前面送的人即离开。这样单线联系,使得我们的行动比较安全。敌人绞尽脑汁,多次设伏,但我都机智避开,没有落入魔掌。当然,在那样凶险环境里,我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记得1944年中秋节,我住在一位地下党员家中,他的姐姐在同亲戚谈话中不慎泄露了我的身份,幸亏我早有警觉,及时转移,没有被敌人抓住。0 Z: [# x& O1 U6 F
1944年10月,中共沙洲县委和县政府恢复。我任海沙区副书记,负责地下党和群众工作。翌年6月,我任区委书记、区长和区队长。当时区机关流动办公,我被称为“背包区长”。区领导人员中,我记得起来的有:区委组织委员余官宝(石飞)、宣传委员陈令仪、区财粮助理尉迟凤鸣(后方桂德)、民政助理黄秋农。我们还安排一批师生和社会知识青年,组成民运工作队,分头深入各乡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不久,又有一批新党员在党旗下举行宣誓仪式。此后,形势越来越好,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多,如接收伪乡、保政权,征收夏、秋两季公粮,两次动员青年参军,进行减租减息,制止地主逼租逼债和强行抵押收地等等。以上活动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此时,日伪军的气焰已没有以前嚣张,他们龟缩在驻点不大敢公开出来,有的驻点开始收缩、合并或撤掉。
4 C3 m6 h6 d4 M2 l9 E: B4 _( x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我们的县、区武装根据上级布置,立即收缴沪漕港据点的伪军武装、其他地区日伪军迅速集中去江阴、常熟县城。县委、县政府、县大队特邀请了群众代表、党外民主人士和各区干部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抗战胜利。当时,鞭炮声响彻云霄,其欢腾场面至今仍浮现在我眼前。
% Y+ a( n, F+ P; J: R- ^4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作为抗战队伍中的一员,亲身体验到这场斗争的艰苦性和残酷性。但是,革命战争是大熔炉,我在党的培养下,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和考验,这为我以后的进步和成长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F2 }1 H+ b7 L7 _) ^7 b; h
; m: J/ y( x8 B6 h* f/ X* p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黄瀛舫 1940年下半年,当新四军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正在开辟发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东路地区的丰富资源,切断新四军的经济给养,消灭抗日武装力量,在对东路带去加强军事封锁的同时,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铁路运输全部控制,锡澄、锡沪公路和福山港等主要公路、港口,也都设立了据点。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只能控制苏州河以北的占领区,而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那里的码头,仍在英、美、法各国的控制之下。日军为控制长江航线,就在吴淞口三夹水处设了检查舰,凡是中国货船一律禁止通行,其他国家的货船只要通过检查舰这一关,就可以自由进出,畅通无阻。因此,长江下游的水路运输日军无法全部控制。上海商人利用这个空子买通洋人,在货船上挂起外国旗号,出吴淞口,进长江,经沙洲沿江各港口向苏南偷运货物。这时,沙洲除鹿苑、塘桥等镇日军设有据点控制外,北部因地处偏僻,日军鞭长莫及。西起张家港,东至十一圩港,几十里长江岸线有十多个港口。当时有靠山的人即在护漕港、张家港、十一圩港等港口办轮船公司、建码头、搭洋棚(存放货物的堆栈),包揽货物装卸和驳运,这里成为从上海到江南各地的货物转运站。0 y8 L" g; e8 j7 F. \1 G
为了保证东路地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给养,支援新四军军部,壮大抗日力量,中共东路特委指示中共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要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发动群众,开展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s! m5 V! a4 P4 v
港口争夺 要打开日军的经济封锁,首先必须控制沿江各港口,加强江防管理。沙洲沿江分东西两部,东路以十一圩港为主,在抗战前就有红帮头子杨在田(因帮会中排行老九,又名杨老九)开办的大通轮船公司,有四艘轮船来往于上海、十一圩港之间。抗战爆发,大通轮船公司的轮船都到长江上游去了。以杨在田的侄子杨行方为代表的帮会势力,控制着以十一圩港为主的沙洲东部各港口。西部以张家港、护漕港为主,由地方武装李善生的势力控制着。杨、李两家都拥有一定的武装,并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设卡收税,充作地方武装的经费。
2 y* N; o0 X& c+ E1940年10月,中共东路特委决定在沙洲建立江防管理局,由东路财经委员会委派当地干部张国珍任江防管理局局长,中共党员李映华任副局长。张国珍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农暴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江抗”东进到沙洲后,他再次投身革命。张国珍出任后,不辞辛劳,奔波于各个港口,说服各轮船公司的经理、包头接受“江抗”领导,服从统一管理。这是一场十分尖锐的斗争,极少数顽固分子因此对张耿耿于怀,甚至蓄谋杀害。一个月后的一天,张国珍在从护漕港回归途中,被流窜在双山沙的土匪薛应文部绑架,用尖刀戳死后装进麻袋,沉尸江心。
( \3 S% v% K' A. a! G9 ^# f& K张国珍牺牲后,中共东路特委派澄锡虞财经委员会主任蔡悲鸿任中共沙洲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沙洲县办事处主任兼江防管理局局长,加强领导。蔡悲鸿是一个精明能干,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他一到沙洲就深入群众,摸清情况,着手开展对杨、李两家的统战工作。杨行方虽然利用帮会势力在地方上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但他有一定的爱国心。在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下,他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列。不久,在他的弟弟杨行方(当时是“江抗”司令部见习参谋)的帮助下,率部反正。同时,蔡悲鸿还动员杨知方的母亲、妻子都先后参加革命。杨行方的母亲名叫尉迟香山,在十一圩港办了个大达轮船公司。通过蔡悲鸿的教育工作,表示接受“江抗”领导。中共东路特委就委任她担任江南行政委员会筹备委员。杨行方的妻子尉迟凤鸣,是个一年到头吃素念佛的人。通过蔡悲鸿动员,也毅然“出山”,担任东区行署财经委员。师娘们都“出山”了,徒弟们哪敢不服。于是十一圩港一带的港口全部为“江抗”所控制。李善生曾于1940年6月接受“江抗”新二团收编,渡江北上抗日,后因吃不了苦,即请假回乡。蔡悲鸿多次上门访问动员,启发他的爱国心,教育他要坚持抗日。于是李善生把没有去苏北的部下召集起来,拿出他原来埋伏起来的二十来支枪,建立起江防大队,接受“江抗”领导,保护港口税收。
" e1 Q, J" g: O! E: R/ R$ V* U这样,江防管理局控制了大多数港口。但还有少数港口,不服管理。象太字圩港由一个姓祝的在那里办了一家悦来轮船公司。江防管理局找他开会、谈话,他拒不见面,并明确表示:“我干我的,不睬你们这一套。”于是蔡悲鸿深入到职工中去发动群众。职工们对包头的欺压剥削,非常痛恨。王禹臣等积极分子都要蔡悲鸿想办法,出主意,蔡笑着说:“姓祝的要‘我干我的’,我们不能也回敬他一个‘我干我的’?”大家都疑惑不解。蔡进一步解释:“我们职工自己办一个公司,把姓祝的挤掉。”职工们说:“不行啊!姓祝的有一帮恶势力支持。”蔡说:“怕什么,江抗给你们撑腰。”“好!我们就回他一个‘我干我的’!”于是职工们开始忙碌起来:外出联系业务的,到上海源丰轮船公司与沙利文号轮船接上了关系,挂意大利的旗号,租一只驳船;洋棚很简单,芦扉一搭就成。几天后,噼噼啪啪,一阵爆竹声,由蔡悲鸿命名的一大轮船公司正式开张了。这是工人们自己的公司,船工、车夫工人都涌向一大轮船公司报到。悦来轮船公司失掉了工人,包头变成了“空头司令”,只得灰溜溜地回老家了。从此沙洲沿江近百里的港口全部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了反击日军经济封锁的主要据点。6 p# y% Q+ n s& H. y f" ^, o5 _% m
1941年2月,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县长蔡悲鸿兼任江防管理局局长。接着全部接收税卡,明文公布税收条例,规定税率。凡货船在沙洲港口停泊,向内地转运货物的,或者将货物运送出去的,都要按规定向江防管理局纳税。商人持纳税单方准通行。税收源源而来,每天少则五、六千元,多达一万余元,不仅保证了东路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经费供给,还支援了盐城新四军军部。
9 C+ c) X1 Z; b% s. g控制码头 当时,各港口的货物,都由车夫工人负责装卸,并用独轮小车把货物送到内河码头,转运常熟、无锡、常州等地,有时直接送去。要把军用物资送到苏锡常、澄锡虞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和苏北新四军军部,就必须依靠车夫工人,控制港口码头。这批车夫工人,都是当地的穷苦农民,是反经济封锁中一支主要的依靠力量。中共沙洲县委、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十分重视对车夫工人的团结、教育和组织工作。
8 e- V, d) J$ h% S+ a在金鸡港(老海坝西,后坍入江中)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沿江区民运工作队队长、区委书记朱海文经常到这里来串门,同群众谈心聊天,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车夫工人把朱文海当作自己的知心人,遇到疑难事,总要找老朱谈谈。这天,朱文海来到车夫工人老李家,只见矮小的草屋里聚集着许多人,在那里议论着什么。看见老朱进来,都象见了亲人一样诉起苦来:“工头不把我们当人,老李的孩子才十六岁,车子上装了很重的东西,车不动,就被工头拳打脚踢打伤了,正躺在床上呢。”“我们每天辛辛苦苦,汗流浃背,步行几十里,百余里,饿了啃啃山芋,可是力资工头要分去六成。”“唉!不向工头送礼,有时一整天就呆在那里不分配活你干。”“老朱同志,这大概就是工头对我们的剥削压迫吧!”群众的觉悟正在提高,朱文海因势利导,启发大家组织起来,用集体的力量反抗工头的压迫,也可以为抗日救国出力。
. l3 c3 a7 o9 U' C, q1 i3 F m: j“建立车夫工会”,这是车夫工人的共同心愿。通过积极分子立即传遍了沿江各港口。车夫工人三五成群在热烈地议论着,酝酿着。1941年3月7日上午7时,四五百个车夫工人集合在一起,召开沙洲车夫工会成立大会,选出了会长和工作人员。会上还斗争了打伤小李的工头,除责令他当众赔罪外,还处以罚款十元充作工会的福利经费。并决议,以后如发生工头与车夫打架事件,如工头无理,则处以罚金;如车夫无理则罚以筑路。会后,工会代表与经理、工头代表协商决定:工头不能随便派工。工人按照次序先后合理安排;公司和车夫的分成比例改为“四六开”或“三七开”,确保工人的利益。" B. g, d7 J6 [- @! }! N2 E
车夫工会的胜利,培养了积极分子。不久,在车夫工会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工人们更是欢欣鼓舞,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货轮为了避过日军的盘查,一般都在晚上从上海港启程,半夜才到这里进港。轮船一靠岸,驳船、小车一齐上,做到卸货及时,送货迅速。洋棚里更是灯火辉煌,彻夜通明,工人们的吆喝声、号子声、说笑声汇成一片,一派繁荣景象,简直换了个天地。无怪当时到过这里的人们都把沙洲沿江称作“小上海” 、“上海的外滩”。
" `5 z. l. ^( o/ H) t3 @建立秘密采购站 沙洲县港口繁荣起来了,可是蔡县长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他来沙洲之前,谭震林司令向他明确交待:你去沙洲后,要利用那里的地理优势,解决好东路抗日根据地的经费,更重要的是部队的军需物资。敌人经济封锁的重点就是军需物资,这些军需品在沙洲广大农村是采购不到的。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在蔡悲鸿脑海里盘旋了好久,最后才想到去请妻舅想办法。" V2 I, Q$ a' z
蔡悲鸿的妻舅名叫盛慕莱,是上海商人,富有爱国心,他多年与外商打交道,在上海是个路路通。蔡悲鸿亲自赶到上海与盛慕莱商量。盛慕莱听说是为抗日救国出力,为新四军六师采购军需品,就一口答应下来。表示只要新四军要,不管什么违禁品,都要想办法搞到手,丢脑袋都不怕,于是他们通过上海地下党组建了秘密采购站。在外滩设有一个秘密仓库,手下有几个可靠的秘密采购员。在码头和几艘轮船上有自己的同志或者爱国工人、船员。这样秘密采购站就建成了。/ c( ^2 Z) d' w* {$ v
一天半夜12点多钟,停靠在十一圩港口的一艘挂德国旗号的亨熙号货轮,正装满货物准备拔锚,启航开往上海。“对不起,让我搭搭船。”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身体结实,手提一只小皮箱的中年男子,满头大汗地跳上甲板。他搭这条船去上海已几次了,船上的水手对他已经很熟悉了,这时见他登上甲板,就招呼道:“怎么,林福你又要去上海了。”林福说:“对!杨师娘要我到上海去买些东西。”一个水手开玩笑说:“林福,今天你打扮得挺时髦,不像乡巴佬,倒象上海的大老板。”“到上海去就得时髦些嘛。”林福一面微笑着回答,一面脑海里却在回忆刚在师娘的谈话。黄昏时候,林福被师娘叫去,交待他到上海去解款的任务。临行前,师娘又叫住林福千叮咛,万嘱咐: “你到上海一定要穿你那件新做的长衫,礼帽别忘戴。皮箱不能离身。到上海后,哪里也别去,一定要先把钱送到大马路中汇大楼交到姓马的账房手里。记住了,别误事。”师娘如此叮咛,林福心里明白,一定又是江防局叫送的,是支援新四军抗日的。一皮箱钱少说也有几十万元,但是这一箱钱的分量何至于百万、千万。所以他一路小心,顺利地送到目的地。" m5 V4 ?# d3 [" U3 |$ n
第二天,这笔钱转到了蒲石路盛老板手里。几天前,盛老板就得到蔡悲鸿派人送到的口信,知道要买一批东西,而急需先买的是印刷机、收发报机、药品。他筹划了好几天,要买的东西终于陆续买到了。怎样才能躲过日军的眼睛把这批物资运出去呢?经过与中共地下党员、工人积极分子一商量,决定把能隐蔽的小件交给船上的同志藏在安全的地方;印刷机、收发报机等特别显眼的,拆成小件包装,分散在码头上的小兄弟手里。等日军检查一结束,船老大起锚。一二十个码头工人一跃而上,把各人手里的小件包装交给船员,再迅速跳上岸。就这样,安安稳稳地把这批物资运到了沙洲,转运到新四军军部。有几次,日军检查员看到工人们上船就突然返回,工人们只得在船上和检查员玩起“捉迷藏”来。检查员在船头,他们到船尾,检查员向后面来,他们就向前面去,等检查员离船,各人才把小件交给船员。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把军用必需品安全地运到以太字圩港为主的沙洲港口,然后由车夫工人按照蔡县长的指示立即送到目的地。
( |9 Q( n) w% H9 e* X# e( @( ]7 b1 g1940年冬到1941年6月日军开始“清乡”前夕,沙洲各港口成为东路地区的主要交通运输港。棉纱、布匹、药材、报刊、日用品等从上海源源运来,保证了东路地区的经济活跃和市场繁荣。六师十八旅和东路党政机关的军需物资,如印刷机、美式手摇电台、医药器械、革命书籍、军毯、新四军帽花和江南商业货币券(即抗币)等,都由上海采购后,冲破敌人封锁,经沙洲送到根据地,有的转运盐城军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R- {6 K) B5 F/ P2 q% K9 g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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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后方医院第一疗养所在中圩里 郑生大 大新乡中圩里埭,北濒长江,江堤外是一片芦苇丛,村东北是段山滆,与新桥隔水相望,江边有船只可直接去苏北青龙港。
$ Z! Y. R" r' k5 N9 M; F1941年5月,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流动到沙洲,驻扎在年旺街一带,在旗杆庙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师长谭震林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要求大家认清形势,加强团结,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其后不久,师部决定将十八旅后方医院第一疗养所迁移到大新乡中圩里。这里群众基础较好;地处长江边,有芦苇丛作为屏障,便于隐蔽;如有紧急情况,又便于北撤。当时,后方医院院长是许一贯,疗养所所长是张力,有顾英、余琴等八名医生和十多名护士,大多很年轻。大新朝东圩村的顾耀春医生和顶海岸村的朱小郎中(朱起凤)也常来为伤员看病。海沙区、大新乡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群众满腔热忱地安排医务人员、伤员及警卫人员的食宿,筹集粮食、稻草,封锁消息。疗养所第一批伤员50多名(其中重伤员18名)分居在村上群众家里。黄志林家住12名重伤员(8名截去下肢),顾小福家住6名重伤员(截去上、下肢),其余轻伤员也大多伤在手脚和肩上,实际上伤势也较重,分别住在李章、顾小堂、黄锡芳等群众家里。二圩埭的夏玉庆是联络员,常到中圩里送信。第二批伤员有一部分(10多名)由新桥党支书兼乡长王锡明组织群众用门板、独轮车从二圩埭接送到新桥附近村上隐蔽起来。不料,被日伪得悉而来搜捕。于是,群众趁敌人到来之前,不顾自己安危,把伤员隐蔽在棉田、芋艿田里及芦苇丛中里,避开了敌人的搜捕。结果敌人在村里折腾了一阵,一无所获,只得灰溜溜地撤走了。当夜,王锡明等地方党的领导,组织群众用船只将这十多名伤员从金鸡港送去苏北。) N! ^: I8 B! x) }/ h" U# u
黄志林家房子较多,给伤员动手术、配药,烧饭,都在他家里。满头白发的陆医生医术高明,他负责动大手术,如截肢等。有一个新四军战士左手伤势严重,伤口化脓腐烂,并畸形肿胀。陆医生果断地给他截去了左臂,挽救了他的生命。当时,后方医院设备简陋,只有少量医疗器械,纱布、药品也较少。每天,医生给伤员换两次药。换药时,医生不仅十分细心,还耐心安慰伤员。护士更精心护理,为伤员喂饭喂汤,给伤员用缸盂盛大小便及污物,还争着洗衣洗被和洗纱布、绷带。尽管当时条件差,生活很艰苦,但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争取早日打败日寇,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艰苦奋斗,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有的护士还给伤病员读报、读书,讲抗日战争胜利消息,鼓励伤病员养好伤,重返前线,英勇杀敌。这些医生、护士都是上海、宁波、苏州、常熟等城里人,绝大多数只有二十多岁。他们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悉心护理伤病员,对待伤病员胜过亲兄弟,常使伤病员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有的伤病员养好了伤,就重返前线。又有新的伤病员再来医治疗养。其时,我县抗日武装的一些伤员也送来医治,沙洲县委书记李健生、县长蔡悲鸿和大队长余静德及李桐明等同志也来过这里探望伤病员。
% _5 f. k% P# r8 U6 ^$ \, Y为确保后方医院疗养所的安全,除了地方党政组织和群众掩护,还驻有十多个新四军警卫战士,日夜轮流放哨,烧完一支香换一次岗,有时这里驻有近百名新四军官兵。黄志林家有两只大锅、两只小锅,可供百余人用膳,两个炊事员经常忙碌不停。
# H' `$ E3 W6 t9 i% E1941年8月初,日伪已在沙洲县南部设立据点,开始“清乡”。一天下午,后方医院便衣警卫人员侦察到廿多个日伪军从南边约一里多路的野岸上向中圩里方向窜来。当时,不仅已来不及转移伤员,而且在黄志林家后屋里还栓着四匹新四军的战马,有时要嘶叫。怎么办?警卫班长机智、沉着,他叫大家安下心来,由他疾奔到离中圩里较远的西岸江边连放两枪,把日寇引了过去,然后他又很快地只身钻进了茫茫的芦苇丛里。乘日寇混乱之时,中圩里群众协助后方医院工作人员迅速地将伤病员转移到棉田及芦苇深处,由战士们侦察警戒,避开了敌人的搜捕。日伪军循着枪声找寻了好久,一无所获,只好望芦兴叹,但又害怕新四军袭击,就灰溜溜地窜走了。% q% C. g$ k: O5 R; G+ n) P3 A
由于日寇重兵“清乡”,上级决定将后方医院疗养所撤至苏北。一天夜里,当地群众李章、黄志林等协助后方医院工作人员及警卫战士将大部分伤员送往苏北。翌日清晨,又将五个重伤员和三个轻伤员用门板抬了送到海沙区交通站长顾士福那里,再由顾士福负责,将伤员抬到了朝东圩港叶天保的船上。其时正当日伪来此“清乡”,叶天保就将船停靠到芦苇深处流漕里,到了晚上,迅即将伤员送往苏北。
; @0 L8 _4 D6 r4 m" [, v当时,有两个年仅20岁的苏州女医生孙莺、顾英,不愿去苏北,就又在顾士福家里住了一个时期。一次,日寇来“清乡”,她俩只好躲在芦苇深处,泡在江水里半天,冷得浑身颤抖。后来,才由顾士福妻子送她俩去了苏北。6 O1 Y( P6 D& ?! {9 I1 J) G
嗣后,黄志林、李章被日伪军抓去严刑审讯,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但他们守口如瓶,坚贞不屈,敌人又没有证据,只得让他们家属出钱保释。黄志林家被敲诈去一千元伪币,李章家被敲诈去五百元伪币。
5 ~. a& z2 p+ m( A7 r& Y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后方医院第一疗养所,在大新乡中圩里近三个月时间里,在我县、区、乡地下党政组织和当地群众的帮助、掩护下,医治、护理了不少受伤的抗日勇士,使一些伤员养好后重返前线痛歼日寇。这在我沙洲地区的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一首英雄赞歌。 u+ t! |$ j$ J2 S' y7 \8 F
1 z5 F" g; C5 f! o* A- V5 j9 n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修械所在沙洲 史新阳 1941年4月下旬,我苏南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主力活动在东路地区。$ V7 q* H X% s
其时,沙洲广大农村都为我沙洲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所控制。农抗会、妇抗会普遍建立,是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较为巩固的地方。所以,帮四军六师十八旅修械所来晨阳,晨阳人民象迎接亲人一样欢迎自己的子弟兵,帮着抬机器、装车床、摆钻台、砌红炉、安装手摇马达,还腾出七间民房当工场。当时修械所主要负责修理手枪、步枪、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地雷,还设有简易化学室,配制地雷、手榴弹、子弹内的炸药。后来,由于修械所的人员和设备不断增加,厂房不够,上级决定将修械所搬迁到晨阳油车埭李志才等农民家里。村里群众借出了十六间民房,供修械所使用,职工增加到四十多人。
4 n n3 @. e/ L! X( ?9 i( y1941年5月中旬,汉奸密探向东莱镇据点的敌人告密。日寇闻讯,立即出动了大队人马,气势汹汹地前来晨阳油车埭搜索。修械所工作人员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掩护下,抢在日寇到来之前,转移了人员和一部份主要设备。% x/ t9 s5 P' T7 [
日寇扑了空,恼羞成怒,挨家挨户搜查,并抽干河水,挖地三尺,掳去了机座和一些设备,还搜到了一些手榴弹和子弹,使修械所遭受到了一些损失。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捕,修械所先后迁移到了中山圩的张关书和南新村杜圣官家里。在中山圩期间,修械所一次就雇了民工二十多人,将修好的枪支和各种弹药运送到新四军六师十八旅驻地——祝塘镇。
8 `& C- l0 q/ Z9 t1 P' I为了使修械所有一个更隐蔽更安全的地方,同时有利于随时北撤,1941年5月下旬,修械所又从晨阳南新村迁到离长江较近的大新二圩埭,借用开明绅士陆康朗的四合院堂屋做工场。* y4 G0 P( @/ @7 T* Q7 c; \
陆康朗家住二圩埭东首大新港(即渡泾江边),较为偏僻和隐蔽,平时很少有人来往。修械所二十多个工作人员大都住在院堂屋内,只有少数警卫人员住在邻近群众家里。他们也都是农民装束,日夜轮流警戒。安装机器、钻台、砌红炉时,都有几个可靠群众协助,做到绝对保密。大新港内经常停泊着一条五吨木船,负责装运修械所所需物资和成品,由警卫人员看守(这条船在新四军北撤后,被大恶霸地主袁尚杰抢去)。7月中旬,大新乡张云书又去店岸背回七十斤硫磺,供制作弹药之用。9 U! ]- D/ g, [ v# Y
1941年7月初,日伪军开始“清乡”,国民党“忠救军”也配合日伪“清乡”。上级决定将修械所人员及成品撤往苏北,机械设备和物资暂时埋藏起来。
% l: ]# T ?* c$ {" A! n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海坝乡我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志章,接到了蔡悲鸿县长的一封绝密信,要他为修械所转移做向导。杨志章领着由八辆推车组成的车队,车上装着十六麻袋的器材物资,由十六个可靠群众,连夜运到江边的杨志章所在村马老三家屋后空地上,趁着苍茫的夜色,军民齐动手,挖壕深埋,并将表土做成菜畦,使敌人无法发觉。另外由杨志章组织二圩埭二十九个可靠群众(二十四人扛,五人挑),将已制作好的地雷、手榴弹和修好的枪支、子弹等,用旧麻袋包装后,挑运到老海坝金鸡港口,当夜由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教导大队指战员和修械所人员运去苏北如西。
# b8 n6 @& L8 @* S- s+ t1941年9月,新四军保安司令部(司令何克希)撤到如西之前,通知海坝乡二村村长姚长候及司林保、冯二郎等人,协同新四军司令部战士将子弹箱、手榴弹箱及修械所埋在黄埭上的机器设备和物资,一起运至金鸡港港口,共装了七条船,送到苏北黄桥以北近百里的老解放区,休息了两天才过江回来。. ? R0 c& W4 m7 l1 I! H
$ i+ I# w2 d Y8 p- Z/ h抗敌群英谱 杨茂胜 徐 平 七圩港抗日交通线 施召岐,1913年出生于锦丰镇店岸村贫苦农民家庭,以农为业,兼做裁缝。1994年病故。1 T. H, S; d: G) J# p
1941年7月,驻江阴的日军森园部队及汪伪第一方面军第六师第九团的一部分兵力,纠集驻常熟的日伪军及“清乡”人员先后入侵沙洲,对沙洲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清乡”。各个道口全部封锁,禁止船只往来。只有设立检问所的十一圩港允许通航,进出船只、行人都要搜查,妄图将沙洲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我党政军人员一网打尽。) Q( Q! E/ g- h3 l
为了保存力量,隐蔽精干,从敌人“清乡”开始,党组织布置施召岐打入汪伪店岸乡任职。当时,根据日伪“清乡”的态势,新四军六师师部决定,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的党政军人员分批北撤。江南保安司令何克希派人与沙洲抗日民主政府店岸乡乡长陆炳生联系,要在七圩港建立一条交通线。陆炳生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这项艰苦的任务交给施召岐。当时施召岐的公开身份是伪店岸乡公所事务员,他善于交往,朋友较多,敌人对他毫不注意。施召岐接受任务后,就物色了曾做过船工、老实可靠的邻居肖老伯当船工,租了一条船,停在七圩港西侧的芦苇荡里,白天佯作割青草,夜间护送党政军人员去苏北。) [: @- a; @2 {; X, p* w
1942年春节前后,中共路东特委为恢复澄锡虞地区工作,派包厚昌、余静德等到沙洲武装侦察,了解敌情。5月7日凌晨,包厚昌率警卫一团新二连50名武装人员和40多名地方干部,在陆炳生、施召岐等安排下,分趁4条船,从苏北过来在七圩港登陆,隐蔽在小根保家,刚烧好早饭,因走漏风声被日伪军包围。包厚昌当即指挥部队突围,施召岐勇敢地担当向导,终于冲出包围,无一伤亡。
* i, |9 E# E* o& E# K) c, X从1941年下半年至1943年底,先后有钱玉芬、包厚昌、焦康寿、蒋介生等70多名党政军人员通过施召岐这个交通线南来北往。施召岐家庭经济并不富裕,为了支付船只的租金、船工工资、购买布匹、缝制便衣以及招待伙食等,施召岐只得忍痛将三亩地卖掉,支持革命斗争需要。
" t' c i' f* J, K. i7 C锦丰“阿庆嫂”尤玲娣 尤玲娣,女,1899年生,锦丰镇郁桥村十一组人。夫家姓陈,早年丧夫,村坊上人称她为陈尤氏。一生务农,2005年2月去世。1 e5 n" z, j! \, L; g4 B% b
在日本侵华,国难深重,沙洲沦陷,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尤玲娣在其弟共产党员陈友光的影响下,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从1940年至1949年4月锦丰解放前夕,她家成了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点。地下党人常在她家聚会碰头,其中有何洛、陈静波、张莹等。尤玲娣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传递重要文件、情报,历尽艰险。下面是发生在日军占领锦丰时期的几件事。
' e/ ~" W+ @# M7 P+ `2 f# `; D# L2 h 一、临危不惧掩护革命同志脱险
6 _* q) i Y n0 |1941年夏,伪保长赵老二见陈家圩常有陌生人出没,怀疑与尤玲娣有牵连。一天,地下党特派员陈静波和一名同志来到陈家圩,伪保长远远跟踪而来。到了尤玲娣家附近,由于树木、竹园阻挡,一晃不见人影。伪保长马上朝尤玲娣家闯。尤玲娣瞥见伪保长跟踪,临危不乱,一边让陈静波俩从后门快速离去,一边迎出大门笑吟吟地对伪保长道:“唷,什么风把保长吹来啦!”伪保长拉长了脸问:“你看见两个人啦?” “啥人呀?”尤玲娣装着不解地反问。伪保长眼睛骨碌碌地四下瞅着说:“哼,不像好人,准是共产党游击队,朝你家来的。”尤玲娣一把拉住伪保长叫起屈来,“我一个妇道家,哪晓得什么共产党、游击队的,你到屋里看看有没有藏着!”边说边拉伪保长进屋去查看。此时陈静波等已经远去。伪保长一无所获,悻悻然走了。
, U8 s6 z4 P% K$ L: f二、护送“表弟”过哨卡" P/ c: |, Q# \; w: i0 s
1941年秋的一天,中共秘党特派员何洛身带重要机密文件来到尤玲娣家,说他要到东莱去。那时,日伪在二干河各桥头设哨卡,盘查过往行人。尤玲娣叫何洛装扮成一个收秧草籽的小贩,戴一顶草帽,拿一杆秤,身背一条装着秧草籽的麻袋,机密文件就藏在秧草籽里。在尤玲娣的陪同下,何洛一路吆喝,叫买秧草籽,穿家过户避开日伪耳目。过哨卡时,敌岗哨凶狠地把何洛拦下,尤玲娣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我是东面陈家圩的,大家都认识我,这是我表弟,收秧草籽的。我们是大大的良民,做点小买卖。”敌人看不出什么破绽,将他们身上搜查了一番就放行了。4 t& M3 V! T5 _7 D; H' i( M+ x9 p7 e' L
三、传递机密文件,运送枪支
# ~- ^1 u: g; N5 s* u1942年,日军清乡,封锁更加残酷,地下党活动十分困难。地下党人常把情报藏在膏药里贴在身上,打扮成挑货郎担做买卖的,或把枪支放在虾笼里装成摸鱼的,夜晚到尤玲娣家敲三下窗为号,由尤玲娣接应,把情报、枪支放在菜篮子下,上面放着豆腐和盐等,装着赶集的样子,转送出去。一次,何洛带着一支短枪要过哨卡。尤玲娣让13岁的儿子陈宝礼拎一篮桃子(桃子下藏着枪)。陈宝礼在前头,何洛、尤玲娣在后面远远地跟着。陈宝礼只觉得今天的桃子特别沉,在母亲的鼓励下,咬牙坚持,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i; P/ Q5 K" q2 a* }: s6 x6 b
孙德贤和他的武工小组 孙德贤,1918年出生于锦丰镇麒麟村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春季参加革命活动。1946年入党。1948年春任中共沙洲工委东沙区秘党特派员。解放后任小学教师。4 c3 G) Z; l+ Z$ ~! O9 h
1948年春,孙德贤任中共沙洲工委东沙区秘党特派员。11月组建东沙武工小组,孙德贤任组长。这个武工组活动于店岸、合兴一带,机智勇敢地与敌人斗争。他们分化瓦解敌人,做好统战工作,一些国民党保长、自卫队长、“清剿”副指挥等经孙的教育开导后转变立场,有的向武工组提供情报,支持革命斗争。' }' y8 y# x! M1 ?. K
合兴地区国民党保长何耀良,经武工组的教育后转变了立场。1948年深冬,有一批国民党青年军驻扎在大南中学。一次,有一青年军士兵开小差逃到何耀良家,何对他进行思想教育,使该士兵放下武器,换上便装回家。何将枪支弹药一并交给了孙德贤率领的武工组。
- L% n2 k! p3 I; S- J: Y$ S6 p2 f 当国民党店岸的自卫队长严玉山有迹象弃恶从善时,孙德贤登门找他谈话,要严为武工组侦察情报。严转变立场后,曾三次向武工组报告了国民党军队出动的时间、地点和范围,使武工组赢得了主动。1 w- \+ K. W* V
国民党常熟县三青团区分队长耿于中,在蒋家王朝即将崩溃前夕,产生了倾向武工队的想法。孙与武工队员陈培荣主动上门找耿谈话,耿表示愿与武工队携手合作。
; |# `; g8 @4 A# Q 1949年1月28日,正是农历除夕,吃罢年夜饭,孙德贤、徐桂贞和潘文彬3人到心向共产党的保长丁锁林家去。刚走到三岔路口,突然对面有人喊:“啥人?”孙等没有回答,只管往前走。双方越走越近,到相隔一二丈的距离时,对方又大声呼喊:“哪一个?把手举起来!”徐桂贞走在前面,一时吃不准对方是谁,且先把双手举起,紧靠徐身后的孙德贤发现是敌人,立即举枪射击,对方最前的一个应声倒下,其他人乱作一团,用卡宾枪边扫射,边撤退。徐桂贞负伤,忍痛爬回家中,而孙潘俩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油车港武工队驻地。武工队十多人正在王汉文家开会,孙德贤一进去就说:“不好,有敌情。”将刚才发生的情况作了简要报告。接着武工队员迅速外出寻找徐桂贞。后来在路旁看到血迹,沿血迹找到徐桂贞家里,进门只见他已躺在床上。徐桂贞要求武工队员把他的礼帽找回来,不让敌人抓住把柄。武工队员到了事发地点,在一个死尸身上搜到一张“良民证”,方知被击毙的是国民党特务、搜索队队员马仁松。尸体旁还有一支二号盒子枪,同时找到了徐的礼帽。随后,武工队把徐送到医生朱克明家治疗,后来又转到年丰镇沙埭地下党选定的人家继续治疗,直到伤好才回家。
( [/ Y/ \# `! a2 ?, D陈云龙掩护革命干部 陈云龙,1922年出生于锦丰镇向阳村陈家圩地主家庭。他思想进步,有一颗爱国之心。一生以农为业。6 b! @8 a3 U3 c
陈家圩四周竹林环抱,是个非常好的隐藏地。抗日战争期间来往的中共地下党人员,为了避开国民党“忠救军”的挑衅,都以陈家圩为落脚点。他们每次住到陈云龙家,都被掩护得好好的。2 r; u0 P7 m% ^- z Y. I
1944年,有一次,中共地下党员赵惕义隐蔽在陈家,被一反动分子发现,报告给日伪乡公所。伪乡长陶天宝和一个麻子小队长带着一批人到陈家搜捕。陈云龙急中生智,叫赵惕义到小屋里睡在床上,装成严重传染病人。当麻子队长走到小屋门口,陈云龙忙说:“这间房子是我家伙计住的,伙计得的是传染病,睡在里面几天了。”麻子队长走进屋里看了看,连忙带人走开了,由于陈云龙在敌人面前随机应变,赵惕义躲过了一场劫难。
; P4 f; I |" G: e' C 1944年冬,一批地下党人员在陈家圩落脚。第二天这批地下工作人员走的时候,有两位女青年因发高烧不能走,只好留下来。陈云龙为她们请来医生治病,并叫妻子照顾她们。两位女青年在陈云龙照顾下,身体很快恢复了。她们离开陈家的时候,为了赶上先走的人,竟把两个包裹丢下了。陈云龙就将包裹收藏起来。5年后,当这一批地下工作人员又一次来到陈家圩的时候,陈云龙把收藏的包裹原封不动交给了她们。
2 [+ d0 S# E n# {张文治英勇杀敌 张文治,1925年出生于锦丰镇西港小商家庭。1948年初组织地方群众武装,自任队长,同年底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49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解放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3 }5 U1 r7 u, b* J6 ]# M1 U 1948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鼓舞下,沙洲人民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年初,进步青年张文治与刘公溥一起组织了一支地方群众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反动统治。4月的一个晚上,张文治与两名队员化装成捕鱼农民到店岸、海坝一带侦察国民党军队的布防情况。途中碰上8个喝得醉醺醺的国民党保安队员,张文治趁其不备,突然拔出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缴枪不杀!”吓蒙了的保安队员个个丢枪求饶。张文治命一战士卸下8支枪栓装入鱼笼后,威严地对保安队长说:“回去告诉曹淦泉(国民党乡长),共产党即将渡江,过几天再去‘拜访’他”。保安队员吓得屁滚尿流,拖着卸掉枪栓的枪,狼狈地逃回去了。6 V0 J+ X( M, p
5月的一天,张文治身穿竹布长衫,化装成风水先生到西港办事。路过庙港朱守贞仓房时,只见两个保安队员逼着两条鱼鹰船的农民为他们捕鱼。为避免暴露自己,张文治躲进河边农家的茅屋。两名保安队员因怀疑围观群众拿了他们的一条大鱼,随即挨家搜查。搜到小茅屋时,见张文治这身打扮,顿然生疑,喝令他举起手来,呵斥道:“看你像共产党探子,有身份证吗?”张文治连声说:“有,有身份证。”当即装作掏身份证的样子,猛然从腰间拔出手枪,抬手一枪将一名保安队员击毙,另一名保安队员吓得掉头就逃,直喊:“不好了,共产党来了!”张文治拾起敌人的长枪,沿着芦苇丛生的小路迅速转移。
& D. V7 j: |" |# {$ V4 a 7月的一天午后,一辆从十一圩开往常熟的公共汽车到西港过桥时,因桥板被撬,乘客全部下车。那天张文治带了两名队员正在西港办事,也混在群众中看汽车过桥。汽车过桥后,只见一个戴礼帽,穿长衫的人,上车时一撩长衫,露出腰旁的盒子枪。围观群众中有人认识此人,说这人是国民党常熟县政府派下来的大官。张文治听后正想上前,可车已开走。他估量:七海坝有一座桥,鹿苑有两座桥,汽车经过都要下车搁板,公路又狭窄不平,车行极慢。张文治当机立断:“追!”他带领两名队员抄小路急奔鹿苑。当他们到达鹿苑时,果然那辆汽车刚过桥,戴礼帽的家伙正在上车。说时迟那时快,张文治快步赶上,枪管顶着那人的脊背,大喝一声:“不许动!”那家伙刚想拔枪顽抗,张文治连发两枪将其击毙,并迅速摘下死者的枪,立即返回。
, d7 _/ C h/ v7 f" }. U1948年底,张文治隐蔽在后塍一地主家中,不幸被人告密而被抓捕,送往常熟关押。1949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常熟虞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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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与沙洲 徐振旗 谭震林同志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红军时代,他就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一起,参加了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40年初夏,他奉命从皖南新四军军部来到苏南东路,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其间,他对沙洲的抗战动态十分关注。为了创建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粉碎敌人的“清乡”阴谋,他和当地军民一起,进行了艰苦复杂的斗争,在沙洲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W" h+ K! O: n/ o1 A
策反伪商团 1940年9月,江南抗日救国军(简称“江抗”)东路指挥部刚到澄锡虞地区,谭震林(化名林俊)司令便交给杨知方(见习参谋)一项特殊任务,要他回家乡沙洲锦丰镇做哥哥杨行方的工作,把伪商团争取过来。这支杨氏武装始建于1938年初,在不到3年时间里,先后遭到“忠救”和日伪袭击,仅留下七十多人枪。杨行方对日伪顽虽心怀仇恨,但为了达到保住家业,称霸一方的目的,不得不打起伪商团的旗号。
$ }) B: ^. ^3 o8 D谭震林之所以要力争这支队伍,自有他的远见。沙洲地处长江南岸,是我军南来北往的一块跳板。如果把杨家伪商团策反过来,对于开辟沙洲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用谭司令的话说,这是“在澄锡虞的棋盘上下的一只重要棋子”。) V( }7 M* x: r( r$ V$ h
根据谭司令的指示,扬知方回到家乡,一面耐心细致地做哥哥的工作,一面深入部队,向士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杨行方心有所动,有了弃暗投明的念头。但他身边有个姓伍的参谋却从中百般挑唆,并死死不肯交出部队的指挥权。杨知方策反遇到阻力,一时难以成功,便让妻子张莹赶到江阴蒲市里,向“江抗”指挥部告急。$ d& G* J2 u6 d4 @
谭震林得报,当即派出作战处长夏光率三支队伍进驻沙洲,策应杨知方。杨行方见兵临城下,只得率部反正。根据谭震林指示,杨部改编为阴沙人民抗日自卫常备队,由杨知方任队长。同时安排杨行方担任江阴“民抗”副司令兼“江抗”沙洲办事处主任。4 f G6 E4 s9 W1 C3 u* M8 Y
杨部反正,使谭震林大为振奋。他亲自撰写了《欢迎十二圩港反正伪军全体官兵》一文,发表在1949年10月15日《江南》第三卷第一期上。该文充分肯定了锦丰伪商团反正的意义,赞扬这一壮举“是今天东路伪军中最光荣最模范的行动”,是爆响在杨子江畔的“晴天霹雳”。
, b& ^, C" H, p$ K2 {* R创建沙洲县 谭震林同志在主持东路工作期间,一直关心着沙洲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是在后塍办事处和沙洲办事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后塍办事处建于1940年9月,开始属中共江阴县委领导,但谭震林常亲自听取办事处负责人杨明德、苏凌等同志的工作汇报。同年10月初,在收编改造杨行方伪商团的同时,谭震林又指示在锦丰一线成立沙洲办事处,让统战对象杨行方担任办事处主任。随后,又增派了一批民运工作队员,参加办事处工作。12月,后塍办事处和沙洲办事处合并,成立沙洲县办事处,并成立中共沙洲县工作委员会。谭震林安排熟悉统战和财经工作的蔡悲鸿同志担任县办事处主任兼工作委员会书记。
' k+ v1 G% Y- ]' k1 w% B! P皖南事变以后,我党我军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根据上级指示,谭震林迅速着手筹建东路地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并决定沙洲县单独建县。1941年5月,县委书记杨明德调师部工作,谭震林亲自征询杨的意见,确定由富有地方工作和部队工作经验的李健生接任沙洲县委书记。
$ r. c0 T9 y4 J [沙洲建县初期,谭震林先后来到后塍和大新等地召开各种会议,号召干部群众认清形势,加强团结,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奋斗到底。会后,他还让大家观看《农夫曲》、《钢人铁马》等反映苏联集体农庄生活的影片,以激励和鼓舞沙洲人民的抗战斗志。为了推动“三三制”政权建设(指抗日民主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他在沙洲专门召开上层人士会议,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了各阶层受国人士。4 P. v. D, x$ W! G/ v
谭震林同志对沙洲的武装建设也非常关心。1941年2月,他在对东路地区的部队实行改编时,把沙洲的地方武装上升为警卫一团,由六师师部直接领导。他还指示在沙洲护漕港建立新兵接待站,专门负责接收从上海下来的新兵。 Z; t& ^: o, ^
“清乡”以前,沙洲的形势发展是健康的。谭震林在一份总结东路工作的书面材料中,曾对沙洲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当时,六师师部修械所和十八旅后方医院,都曾在沙洲的大新、晨阳等地流动。
$ c& x; {" ~' ~领导反“清乡” 1941年夏,日伪在苏南地区发动残酷“清乡”,其锋芒一开始便对准沙洲。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保卫抗日游击根据地,以谭震林为首的江南区党委和新四军六师师部,立即着手部署反“清乡”工作。7月初,谭震林命何克希、吴仲超率江南保安司令部警卫连和警卫一团,到沙洲开展反“清乡”斗争。随后又令樊道余、白书章率十八旅教导大队增援。并组成了由李健生、蔡悲鸿、曹德辉、杨知方、白书章等5人参加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沙洲反“清乡”斗争。( e$ Y& Z% }: C, l
7月底,谭震林召集六师、十八旅、江南区党委、路东特委和澄锡虞地区县以上干部会议,再次部署反“清乡”工作,令已进入沙洲地区的警卫一团积极作战,粉碎日伪控制、封锁长江的阴谋,为主力随机跳出内线转移到苏北地区创造条件。
/ S6 `9 z7 C& R$ T1 r/ t由于日伪和“忠救”联合进攻,我军伤亡较多,东路地区出现危局。根据新四军军部“以分区转移,对付敌分区清乡”,“在原地只留秘密工作同志打埋伏,保持联络”的电示精神,六师师部和十八旅决定暂时退出澄锡虞地区,从陆路撤往澄西,然后一部分渡江到靖西休整待命。与此同时,原沙洲县领导班子和警卫一团、十八旅教导大队相继北撤,留下杨维生、焦康寿等一批干部在沙洲秘密坚持。7 R$ a2 p3 ~. [4 i7 Q
谭震林虽然身在师部,但仍密切注视沙洲的斗争动态。他认为,只要这块根据地还在我军手中,十八旅就有希望以此为跳板,夺回澄锡虞。9月上旬,六师师部决定在沙洲建立反“清乡”桥头堡。然后逐步向南推进,恢复澄锡虞地区。于是,大批干部南下沙洲,并调整充实了以沙洲县为主的县、区领导力量。同时,包厚昌率领的警卫一团新二连和胡乾秀率领的五十二团一营亦相继来到沙洲,不断袭击日伪。9月下旬,谭震林电令十八旅政委温玉成和警卫一团政委曹德辉、参谋长陈新一,率整编的一、三两个连重返沙洲,帮助沙洲县委继续进行反“清乡”斗争。: j0 p1 }4 q9 p+ p9 l: Z% Z6 m7 Z4 h
警卫一团在残酷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终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受到严重挫折。但是,谭震林同志在领导沙洲反“清乡”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是令人敬佩的。1942年初,正当日伪对澄武锡地区实施“清乡”之际,谭震林遵照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指示,派包厚昌、朱文海、俞静德等同志分别渡江南下,进入锡北和沙洲地区,进行武装侦察。经过艰苦卓绝的反复斗争,沙洲抗日游击根据地终于得到恢复,最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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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尊敬的师长包厚昌 焦康寿 包厚昌同志在沙洲的抗日活动,时间较短,有时只是路过沙洲,但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中留下的影响却非常深刻广泛,大凡接触过包厚昌同志的人,都感到他非常清正廉洁,大公无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心群众,体贴下属;生活上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作战中身先士卒,机智勇敢,指挥得当。& f2 g% z/ u5 n" f' Z. X: L
我是在1941年4月,由路东特委分配去沙洲县委工作的。5月,县委分工我抓东郊、周庄两区。东郊区是江阴城东郊包括要塞、金童、石牌、仓廪、山观、占文、南沙等小乡。江阴城和黄山炮台,是敌伪重要据点,黄山下的公路边、肖山等处都有日军据点和堡垒。这样环境非常险恶的地方,是1940年6、7月间由包厚昌和几个民运工作同志开辟出来的。当时整个沙洲地区刚刚在开辟。包厚昌是部队干部,作战中负伤下来养伤,他到这里帮助地方同志开展民运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我到时,这里的工作已有相当基础,各乡都已建立党组织和各种抗日团体,乡、村长都已民选,原来的常备队已经上升为主力部队,区里又新建了常驻机构备队。包厚昌亲自发展的几个党员,素质相当高。我到东郊时,王鹤祥、许惠良都是区委委员,工作很有成绩,“清乡”后一直坚持地下党工作。王才郎是沙洲县警卫大队副大队长,“清乡”时在东郊、周庄、后塍一带坚持反“清乡”斗争,不幸被捕,受尽日寇残酷折磨,坚贞不屈,在周庄惨遭杀害。从这几位干部身上,也可以看到包厚昌同志非常善于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在东郊那样的条件下,短短两个来月,能够发现和培养出这样好的干部,很不容易。9 o0 s3 ]* W% J! K
1941年7月,敌伪在集中重兵对我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开始“清乡”的同时,对我沙洲西起黄田港、张家港。东到福山一线进行封锁,构筑篱笆,切断我长江南北通道。路东特委书记、江南保安司令部政委吴仲超,司令何克希奉命率领警卫一团等部队到沙洲开展反“清乡”斗争。当时包厚昌是警卫一团政治处主任,在部队频繁的战斗中,他对地方工作非常关心,如随时同县、区、乡、村干部和民运工作同志取得联系,商谈和指导工作;找农村头面人物谈话,宣传我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积极帮助县警卫大队稳、准、狠地打击极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为当地铲除大害,等等。当时,包厚昌主任是深受沙洲广大群众欢迎的部队领导干部。
& i! J: r7 \, T8 \. x不久,日伪重兵转移到澄锡虞地区“清乡”。根据苏常太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8月中、下旬,我军主力和地方领导机关机动转移,撤出澄锡虞地区,地方党能够隐蔽下来的就转入地下党活动。沙洲作为东路地区与江北的联络通道,还留下一个连的武装由包厚昌带领继续坚持反“清乡”斗争。9月中旬,根据上级指示,十八旅政委温玉成同志等带领原警卫一团经过整编的两个连返回沙洲反“清乡”,打算以沙洲作为桥头堡重新打开澄锡虞地区局面。还调来好多县、区级地方干部,准备很快回到祝塘(北撤前六师师部等领导机关驻地)吃月饼、赏中秋。这时候,敌人重兵已集中到沙洲,沿长江、沿套河到常熟的福山,已全部筑好竹篱笆,大小集镇已成为敌伪据点。我军已毫无机动回旋余地,一日数战,疲劳不堪,只有撤出沙洲,才能保存有生力量。在讨论北撤的路线问题上,包厚昌与温玉成等领导同志发生意见分歧。包厚生主张渡江北撤,他是心中有数的,因为他和群众关系非常密切,对敌情、民情、地理都很清楚,还通过群众控制了好多条船隐蔽在芦苇滩里备用,所以信心十足,认为完全有把握渡江北撤。温玉成等同志则认为长江那么宽阔,除了沿江封锁线,江边还有好多日军汽艇在日夜巡逻,渡江毫无把握,还是向南冲过套河封锁线,再向西从澄西返回苏北。结果决定温玉成等向套河突围,包厚昌率部掩护,随后再渡江北撤。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温玉成带领两个连的数百人队伍,还有一批地方干部,到达后塍东大约一公里徐家高桥渡河。套河水流很急,事先又无法准备渡河船只,许多同志不会游泳,东西两面都距敌据点很近,稍有一点声响,据点里敌人都能清楚听到,何况是数百人的队伍。所以在渡河时遭到东西两面敌人火力猛烈的袭击,损失惨重,团政委曹德辉、参谋长陈新一等好多同志不幸牺牲,温玉成只带10多人突围回到江北。10月初的一个晚上,包厚昌率领的一个连,连同沙洲县警卫大队,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安全撤到江北。这看起来,似乎有点神奇,实际上长江边敌人虽然同样封锁很严,但事先可以准备好船只藏在芦苇滩里,江边风浪声音很大,队伍到这里即使有点声音,据点里也听不到。长江里还有渔船民船在作业航行,只是不准靠近沙洲沿岸,更不准出沙洲港口。但当地的渔民船民是有办法对付敌人的,偷运货物、人员来往并未完全断绝,敌伪无法封锁得滴水不漏。所以我们的部队迅速登船,迅速驶离岸边,避过敌人汽艇驶入江心航道,也就安全脱险了。这次北撤,显示了包厚昌工作上的上果断、勇敢、周密、细致,同时也证明了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包厚昌在部队北撤的同时,还派人通知我收集部队失散的同志和地方同志北撤。我们最后一批10多人在中秋那天早上化装成农民,以合法身份通过张家港敌检问所,在日本鬼子岗哨前登船摆渡到双山沙时,包厚昌还派有一个班的武装在接应我们。我们在当天下午到达江南办事处,见到包厚昌主任时,大家心底里都非常佩服他。( x5 ]4 T( P% ]( O: n
“清乡”后,包厚昌同志任警卫一团政委。1942年春节前后,他几次派了原在沙洲工作的朱文海、奚明道、杨民奇和沙洲警卫大队的同志到沙洲进行侦察,准备南下武装反“清乡”。3月,又亲自带领6名侦察员在一个晚上渡江到沙洲,第二天白天冒充伪“清乡”队南下无锡地区与坚持在锡东、锡北的领导同志取得联系,完成任务后仍经沙洲回到江北。在这一很长的路上,认识包厚昌的人很多。当时日伪“清乡”已经得手,对“清乡”区的统治已经相当严密。像包厚昌那样面目很红、敌人非常注意的重要领导干部,这次行动的风险很大,但他竟能圆满完成任务,确实很不容易。+ R! D# y% S( a/ f6 z
根据上级关于“立即派人南下,重新打开澄锡虞局面”的指示(其实当时在东路地区武装反“清乡”的条件还不具备),澄锡虞中心县委书记钱敏、警卫一团政委包厚昌经过一番准备,精选70多名武装人员和40多名地方干部,于5月7日凌晨到达沙洲七圩港登陆,在店岸北面村庄宿营。正在吃早饭时,遭到大批日伪军包围袭击,包厚昌观察敌情,指挥阻击,和钱敏一起带领南下人员迅速突围,无一伤亡。同时还布置余静德带领沙洲警卫大队和重要民主人士余静嘉返回苏北。真是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包厚昌的武装在无锡地区艰苦奋斗数月。10月,苏中三地委、三分区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包厚昌撤出澄锡虞地区,回到江北暂隔江领导江南的斗争。11月初,包厚昌带领3名武装人员化装到沙洲,在店岸群众的掩护帮助下,渡江回到三地委。以后重建了江南办事处。成立六分区后,包厚昌任六分区司令员,还数次到沙洲指导工作。抗战胜利后,包厚昌到沙洲接应安排谭启龙政委率领的浙东纵队安然过江,随后,他又带领澄锡虞地区部队和地方的同志经过沙洲渡江北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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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 G. c* k& C# X/ @老渡工 林永根 在大新镇西北段山港东侧,三十多年前有条近百米宽的“段山夹”,正是段山港的长江入口处。由于它比较宽阔,当地人历来称之为“小海”。1958年围垦造田,这片小海便成了春天菜花香,秋天稻谷黄的沃土了。尽管经历了几十年来的耕耘收播,当初的这片“小海”还留着明显的痕迹。这里邻近有个村子,名叫北场村,村上有位八十高龄的老人,名叫单友根,他是这片“小海”变迁的见证人。1 ]& d6 S: m7 i2 m$ Q% S
60年前,“小海”真象一片海。从长江入口,波掀浪涌,一片苍茫。两边,芦苇丛生,似两道绿色长城。江风一吹,起伏摇摆,象是十万骑兵,浩浩荡荡,煞是威风。在小海东岸的芦苇丛里,有一道土埂,土埂上搭有两间芦壁茅房,茅房里住着一个十八、九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就是小渡工单友根。
; Y. O t. b* F1 ~& o那是抗日战争的年代,在一个隆冬的深夜,一场大雪覆盖了江边大地,水面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冰。单友根一家人刚刚睡到床上,忽然,听到雪地上一阵“嚓嚓嚓”的脚步声,虽然很轻,但在寂静的江边夜晚,听起来却十分清晰。果然,有人在用手叩着芦苇壁。单友根赶快披衣下床,开门一看,一个年约40岁上下的人站在门外,诚恳地要求摆他过江。单友根答应了。船到江心,那人试探地问:“小伙子,你要是知道我是‘那边人’,敢不敢送?”单友根脑子转了转,用力拍了拍手里的竹篙,一语双关地回答说:“对我有好处的人我都敢送。”时间一久,单友根终于知道,这个经常来渡江的中年人,是打日本鬼子的,长江北岸,有他们的司令部,不过,单友根从来不多问,更不同任何人谈起,只是心里有数,默默地做着他应该做的事。
* F1 n1 i- }4 h5 _' j- t单友根就出生在长江边。从刚记事起,就饱尝到了贫穷的滋味。父母生他们兄妹九个,无田无地,靠捕鱼为生。家里穷得衣服都穿不上,到了13岁,他才穿上了衣服。一群兄妹们天天都滚打在滩边泥水里,象一只只泥猴子。读书成了他们的奢望。他从羡慕有钱人家的孩子到渐渐懂得了穷人为什么穷的道理。他多么盼望世上会有那么一种人,能替穷人说话,替穷人办事,把不合理的世道翻过来。如今,他隐约感到,这种人已经有了,而且有的就在自己身边,他知道了自己该怎么办。
9 B& Q4 y" H: R' G F" X年复一年,春去秋来。一晃几年时间过去了。新四军、地下党对他已经完全信任,开始同他搞联络暗号。从此,黄昏降临后,时常有人在对岸苇丛中划亮三次火柴。单友根知道是自己人来了,于是便也开始用暗号回答:点亮两根火柴表示没问题,点亮一次表示有情况,连续点亮四次,表示情况不妙,先隐蔽一下。4 H2 G3 q1 w/ ?* c7 J0 i9 H" Q
有一天夜晚,西北风刮得很紧,气温骤然降到零下四五度,单友根接到讯号,顶着寒风硬是把船撑到了对岸,没料,上船的却是一个女伤员,陪着上来的是两位中年汉子,简单地向单友根交谈了一下,递过几张“白片”(一种在解放区可以换取粮食的凭证),请单友根一家照顾好伤员。于是,这个女伤员在单友根家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在一个雨天的下午,单友根在小溪边捞鱼虾,猛看到有几个来头不明的人从远处向这边走来,他赶紧连爬带奔跑回家里,将女伤员背到芦塘深处藏好。果然,那几个人正是冲他来的,他看到那几个人往船那边跑,赶紧过去,解开缆绳,正欲上船,被人一把抓住衣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几个人连拉带拖,硬是把他拖到朝东圩港岸头一间土坯房里。& @; e2 L& z$ I$ E. X1 C
“你是单友根?”一个人大声问。
- ^* h- x+ Q4 Y3 l! U4 D' n8 k0 Q单友根从地上爬起来,却被人一脚又踢了下去。他忍着剧痛,同样大声责问:“我是单友根,请问为啥打我?”
" K$ E9 I3 N# P“你狗日的为新四军做事,替共产党做事,老子打死你。”话刚落声,一棍子打在单友根腿上,一阵剧烈的疼痛,脚象断了一般。
7 T B5 F7 s7 I1 M7 m5 Q! b单友根忍着痛向上撑了撑身子说:“我摆渡是为了挣钱糊口,不问什么新四军、共产党,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p2 c: V7 m8 O+ n/ ?$ e
“你狗日的还狡辩。打死你,看你还硬不硬。”于是,你一棍,他一棍,单友根顿时瘫在地上,直到奄奄一息,那些人才离去。
6 d' f% l* P- O4 i太阳快落山时,单友根才完全清醒过来,他试着想爬起来,浑身痛得象火烧一般,身子骨象是散了架。一点一点,硬是爬回了家,老婆已象掉了魂似的刚刚从外面寻他回来。他这才知道,一条用以谋生的木船已被那帮王八蛋浇上了火油烧毁了。5 _+ r- a% e; [# Z9 B$ h( \
单友根牙齿咬得格格响,从此,什么是爱,什么是恨,在他的心里分得更清了。他锯掉自己屋后的两棵大树,请人帮忙,又钉成了一只渡船。
( @- b) P* z) d一晃,18年时间过去了,在这18年的渡工生涯中,从他船上过来过去的新四军,地下党究竟有多少,他自己也说不清;他挨过多少敌人的棍棒和拳打脚踢,无法计算。吃糠咽菜,踏冰踩雪18年,苦等苦熬18年。在他手里,数不清的竹篙被他撑断,在他眼前,芦苇青了,芦花开了,春去秋来,年复一年……) g- m$ K- s r0 S" G
他等着有那么一天,自己不再担惊受吓,不再挨骂挨打,老婆孩子有几顿饱饭吃,有几件像样的衣服穿。他从活动越来越忙的“那边人”中看到了希望,象是一个在黑夜中行走的人看到了一点火星。而且这火星越来越耀眼,越来越明亮。他不止一次偷偷同老婆讲,他老婆其实也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
0 o$ Z/ ^& S4 w" a% y有一天黎明前,在一阵又一阵的枪声和凌乱的脚步声响过之后,新四军地下交通员顾士福跑过来告诉单友根:“解放军过来了,江南解放了!”单友根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一把拉住顾士福,一蹦老高,嘴里喊着“呵……解放了,解放了!国民党滚蛋了!”——这是1949年4月22日凌晨。这个日子,深深地烙在单友根的心里。 D; l0 z5 T4 a2 l2 X% H, d5 y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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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交通站 李桐明 1945年5月,沙洲县海沙区区委、区政府正式成立,并公开对外办公。根据斗争需要,区里还成立了政治交通站,其任务是:与县委、县政府及各区委、区、乡政府联络,递送文件、报告、书信、情报;护送往来干部及有关人员;带领护送财税、公粮钱物;带领人员接送武器、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交通站地点设在大新镇方家埭朱银根家。鉴于当时环境,晚上要转移到别的村子,或随区政府宿营。- y. C/ E" |; W' m4 J
当时,沿江一带护漕港、段山港桥、大新镇、老海坝、金鸡港等港口,都驻扎日伪军,并筑有碉堡。敌人在那里设了哨卡,白天站岗放哨,检查盘问行人,夜里一律禁止通行。当时,晨阳堂设有伪区公所和区警察署,年旺街设警察分署,与沿江日伪军驻点连成网络,以防范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派人员或小部队渡江南下,侦查情况,开展活动,同时,也是为了镇压清剿苏南沿江共产党、新四军的活动,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统治和控制。鉴于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在当地建立了少年交通站。) e: F7 E# y6 ^4 v# n
少年交通站站长是蒋进才,当时只有14岁,年旺街小学高小毕业生,已是中共候补党员。后任站长陈令德,16岁,初中学生,是陈令仪的弟弟,曾去苏北抗日根据地读过书。交通员2名,一个叫阿林,13岁,初识字,原是为地主倒尿壶、打杂差的僮仆;另一个叫宏凯,12岁,原在寺庙点香烛、做杂活、学念经的小和尚,绰号叫小癞痢(他哥哥叫大癞痢,亦是买来的小和尚)。他们在抗战胜利后都北撤去苏北参军,解放后曾来看望我,已是连级干部。这批少年,都是经过我们教育培养,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那时,当地还没有共产主义青年团或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组织。上级组织指示,凡参加抗日的青少年,只要基本具备了入党条件,就可以吸收为候补党员,当年满18周岁后,再予转正。实践证明,少年交通站的这批成员,人小觉悟高,革命意志坚强,且勇敢机智,善于随机应变。由于他们年龄小,行为一般不为敌人注意,因此,都能较顺利地通过敌伪军驻点哨卡,安全完成任务。+ t0 Y& n. w3 O$ w( w$ i- u* g
少年交通员智送情报的例子很多。一次,区委有封重要信件要送县委,任务交给宏凯。他当即换上小和尚服装,将信藏在经书里,然后背上黄布香火袋上路。到达敌人哨卡时,他不慌不忙,紧跟在老年妇女后面,伪军见他这身打扮和镇定自若的神情,也就不加怀疑地放他通行。另一次送一件机密情报,宏凯经过哨卡时,敌人检查盘问很严。他灵机一动,索性径直爬上段山龙王庙里,然后再从庙里下来。伪军认为是庙里下来的小和尚,也就不再阻拦检查,让他顺利地通过哨卡,及时完成任务。" f; ]* [8 F% M5 S& H
其他少年交通员也同样能出色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有一次,蒋进才和阿林两人奉命将一机密信件和一笔钱款放进书包里,上面盖上书本,再放几只桃子。走到敌人哨卡时两人混在群众中间,蒋手里拿了一只桃子边走边吃,伪军检查时他主动将书包打开让伪军查看。阿林紧挨在蒋身后,一面让伪军检查,一面递上几只桃子。伪军见此情状,也就不疑,让他们走了过去。
+ u$ J; A9 Z8 C# b% D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沙洲县委、县政府在召开庆祝胜利大会时,特地让区少年交通员全部参加。会后,小战士们又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高唱凯歌迎接更大的胜利。+ `. v& I- }; N: T( w$ C. I, h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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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两位抗日志士 李桐明 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我常常想起曾经和我风雨同舟、并肩作战的战友和首长,尤其是那些当年惨死在敌人屠刀下的血性汉子和长期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更引起我深深的怀念和崇敬。下面,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陶品山和曹文正这两位抗日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
7 @. _3 e2 g( T b1 K/ @; N8 @/ b陶品山,张家港市大新镇沈家三圩埭人。抗战时曾任福善乡伪乡长。1944年秋,中共沙洲县委、县政府恢复后,他经我海沙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区武工队长成国粹教育争取,站到人民一边,积极完成我党布置的任务。后因敌人发觉了他的行动,他即要求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救国斗争。成国粹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组成一个游击小组,并担任组长,组员有陈祝琴、郭炳生、王汉郎等3人,并发给他们一些手榴弹,在海沙区沿江一带活动,其任务是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侦查敌伪密探,争取伪职人员。我当时担任海沙区区委副书记,分工领导地下党工作,虽知道有陶品山领导的游击小组,但与陶品山未见过面,相互都不认识。1944年底,我隐蔽在大新乡中圩里支书陈凤才家。一天凌晨,我经化妆,头戴老毡帽,将头部全罩没,只露口眼鼻,身穿大布棉袄,从中圩里前往沙家岸。途中和陶品山的游击小组相遇,对方怀疑我是敌伪密探,将我带到段头港摆渡口,逼迫我随他们一起摆渡去港东南新圩。我不愿跟随他们前去,他们就拿绳索将我捆绑起来,并训斥说:“你如再顽固就勒死你!’当初,我也怀疑他们是敌伪便衣密探,因此决不相让。恰在此时,发现港东大路上有日本鬼子经过,陶的游击小组成员即躲避在港岸西边低洼处,我这才肯定他们不是日伪军便衣队。等待日本鬼子走过后,便跟随他们去港东南新圩陈桂林家。到了家门前即看到成国粹,成亦看到了我,他大笑着招呼说:好家伙,你们怎么把他捆绑抓来了,快快松绑,请坐。陶品山感到很抱歉。我讲:不打不成交,不知者无罪。大家都大笑起来。从这件事上,我倒更敬佩陶的革命警惕性和抗日热情。
& Z# X8 E; E# j: q: g& n0 s" G1945年春节前夕,陶品山率领游击小组住在太字圩某家,被一坏蛋发现后,报告伪顽合流的忠救军特别第三区区长龚赋手下的区助理沈宝生(陶品山同村人),沈随即带领行动队前去包围捕捉。陶品山奋不顾身,坚持战斗,掩护三个组员突围脱险,而自己不幸被捕。尽管敌人施用各种酷刑,但他始终坚持革命气节,坚贞不屈,愤怒揭露反动派勾结日伪,破坏抗日,残害革命志士的滔天罪行。敌人恨得咬牙切齿,对陶施行最残忍的活人分尸极刑。那班狗家伙把陶押到年旺街南面殷沙埭朱克明家,向村里借了铡刀,将陶品山的臂膀、大腿分四刀铡了下来。然后颈脖一刀,拦腰一刀,总计六铡刀将陶品山截成七段。这还不算,他们还用绳子将人头挂在竹竿上,由两人抬着游街。敌人一边敲锣开道,一边高喊:“哪个人要当共产党、新四军,就照这个样!”这样一直游遍了南新、年丰、大新、福善等几个乡,真是卑鄙无耻之极!他们原想吓唬人民,扑灭抗日火焰,然而,这只能更加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义愤,使人民更加同情、支持共产党和新四军以及陶品山这样的抗日义士。至于残害陶品山的那伙恶徒,最终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 N6 z$ M$ l- k$ @, _$ H! P曹文正,张家港市大新镇五圩埭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当地拉起一支十多人的小部队,因倾向抗日,颇得民心,势力日渐扩大。1940年秋,新四军进入沙洲后,经民运工作同志团结争取,曹部接受新四军领导,改编为江防中队。; I/ P1 w. w0 w/ C/ F2 @
1941年7月,日本鬼子“清乡”,新四军北撤去苏北,海沙区区长李渭春经领导同意去上海。9月,新四军返回沙洲进行第二次反清乡斗争,李健生重组沙洲县委,并任县委书记。区建立公开、秘密两套班子,同时,任命了部分区政府负责人:海沙区区委书记孙学明,秘密区委书记吴阳普,区长曹文正。区干部分头深入发动群众,开展锄奸斗争,坚持反清乡。其方针为:软硬兼施,镇压与争取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党员干部与群众积极分子相结合,准备长期坚持隐蔽斗争。并派遣少数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设法打入敌人内部,或采取拉过来的办法,掌握敌情,掩护和配合公开的合法斗争。我原由县委书记李健生直接领导,后由吴阳普领导。第一次由何洛前来通知我去与李健生联系,第二次由吴阳普来我家联系,我汇报了日、伪军清乡和伪维持会组成人员等情。当夜,由侯韶光带领区锄奸组镇压了一个汉奸,另一个汉奸逃跑掉。这对维持会其他汉奸震动很大,他们都不敢再出来活动了。直到10月,才由另一个兵痞出任伪乡长,但对新四军家属和未北撤的乡村干部,农、青、妇抗日协会基层干部及成员,不敢再进行迫害。后来,曹文正亦打入敌人内部,任伪晨阳区区长。1943年秋,我解除旧式婚约,曹文正受女方所请,前来年旺街解决此事。年旺街伪乡长秦祖林,顽伪合流的“忠救军”区长龚赋、秦祖宏等亦乘机插手,大吃大喝,非要我化掉很多钱才得解决。1944年暑假,我去苏北江南办事处汇报工作,住在余静嘉夫人处(如皋黄家市王家埭川几家),恰好遇到曹文正,两人住在一个地铺上,我认识曹,但曹不认识我.在我离开后,余大嫂将我的情况告知曹,曹很惊奇,也很内疚。1944年冬,曹文正受党派遣,由苏北到达上海,再公开回到大新镇,继续打入敌伪内部进行策反工作。一天夜里,他在朝东圩埭朱家被龚赋率领的行动组抓获,敌人向他开枪,以为必死,就离开了。哪知曹仅是受了重伤。他由家属抬着送后塍再转无锡抢救治疗,生命得救,但两腿被锯,成为严重残疾,后隐居无锡新安镇。解放后,我在江阴任第一副县长时,他曾来信对他过去和我同住一铺未予搭话表示歉意。我也复信向他致以问候安慰。后我从包厚昌处得知,曹当初是由组织派遣回来的。解放后,他的生活、治疗及保姆照顾等费用,都由政府供给,直到病逝。4 `, l3 I0 C2 ^, U X# ~' r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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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玉成血战南横套 徐祖白 温玉成(1915~1989),江西省兴国县人,15岁参加红军,17岁任团政委,党的七大代表。抗美援朝中任40军军长,打下入朝参战第一个胜仗,毛泽东亲自将这一仗胜利日10月25日定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1955年温玉成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中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抗战时期,他担任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政委,带领部队进入沙洲桥头堡,开展反“清乡”斗争,在张家港革命斗争史上写下难忘的一页。. @/ l- x) P( f& f9 e& @6 x+ T: O* t
1941年7月,日伪为了消灭东路地区抗日力量,悍然决定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清乡”。由于沙洲县是东路抗日根据地和苏中抗日根据地之间的重要战略通道,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地方,因此,日伪第一期“清乡”刚开始,常熟、江阴两县的日伪军几乎同时进入沙洲,在境内挖掘深沟,扎竹篱笆,设置大小据点430多个,到处搜捕我党政干部,残酷杀害我抗日群众,白色恐怖严重笼罩整个沙洲。为了保卫沙洲战略通道,9月,新四军六师师长谭震林命令十八旅政委温玉成率领警卫一团两个连,渡江南进,到沙洲桥头堡开展军事反“清乡”斗争。
8 s1 [1 h# y; N Z当时随温玉成一起渡江南进的有警卫一团政委曹德辉和部分地方干部。但是,温玉成率领的部队刚过江,就被敌人发觉。狡猾的敌人立即派船只封锁长江,断绝新四军的退路,并调集重兵进行合围,妄图一举全歼。因此,温玉成部队进入沙洲后,就被大批日伪军紧紧咬住不放,部队只得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同敌人周旋在大新、锦丰沿江地区,一日数战,疲乏不堪。; Q: X; D* d8 |" p# r F
据温玉成后来回忆,当时沙洲的大小集镇和大一点的村子都有敌人,敌人还有自行车队来回巡逻。部队走到一个堤岸上,刚向师部发了一个电报,可不得了,立即招来了敌人,部队就只能打,一直打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有位参谋发现离我们100多米的草丛中也有敌人,问我向哪里撤,我们只能沿着村子转圈子,敌人进这个村,我们就到那个村。这样一直转到天亮才吃上饭。(见《1984年接受沙洲县党史办公室工作人员采访笔录》)
$ w( y1 c/ h P- T; x6 Z鉴于敌我兵力十分悬殊,沙洲回旋余地又十分狭小的实际情况,温玉成与警卫一团的领导一起商量,决定撤出沙洲,到澄西与新四军六师师部会合。同时,通知县委、县政府组织地方干部随部队撤退,或自行设法北撤。由于时间仓促,情况紧急,部队连夜动员,组成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突击队,由温玉成、曹德辉带领,向西南方向突围。 y$ F/ h0 t; |- |5 |2 I
午夜时分,温玉成部队来到后塍东面二里的徐家高桥。这是一座木桥,已被敌人拆毁,桥下是河面开阔、波涛滚滚的南横套。由于人多嘈杂,又是明月当空,部队的行动很快被据守在徐家高桥的敌人据点发觉,他们居高临下,拼命向我军扫射。这时,驻扎在后塍的日伪军也闻讯而倾巢出动,从西面包抄过来,敌人依仗人多势众的有利条件,妄图将我新四军战士消灭在横套河畔。1 ]0 Y( _% p+ u0 k) |2 V1 ~: u
在敌人两面夹击、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温玉成一面命令警卫一团参谋长陈新一带领突击队发起反击,阻挡敌人,一面继续组织部队抢时间强行渡河。不巧的是,那天正值大潮汛,从太字圩港涌入的长江水,直冲南横套,水流湍急,浊浪翻滚,水深处还形成一个个漩涡,给部队渡河造成很大困难。我军指战员中有不少人包括曹德辉政委都不会游泳,一时又找不到渡河的工具。于是,干部战士只得解下绑腿布,缠在腰里,由会游泳的同志将他们拉着过河。大部分战士拉着绑腿布顺利渡过了南横套,可是,当曹德辉等18位同志渡河时,绑腿布却突然断掉,汹涌的河水立即把他们卷入水底,无情吞噬了18条鲜活的生命。曹德辉,这位从福建大山中走出来,踏上革命道路的老红军,这位经过“皖南事变”生死考验的党的优秀干部,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沙洲大地。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张家港境内的职务最高的新四军指挥员。9 @4 q" ] q5 D6 n" \! j
在突击队的全力掩护下,温玉成带领大部分指战员渡过了南横套,但由于道路不熟悉,一路上又遭到敌人多次堵截,人员失散,最后只有少数同志跟随温玉成到达澄西。参谋长陈新一带领突击队最后渡过南横套,由于找不到先期渡河的部队,就按照原计划向澄西方向猛插。天亮时分,他们在云亭马家村隐蔽时,被200多个日伪军团团包围,战士们临危不惧,奋力拼杀,终因敌众我寡,弹药耗尽,仅有4名同志突围成功幸免于难,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其中包括陈新一和他的未婚妻、当时的常熟县委妇女部长朱爱农。
3 x: @& @, q5 @4 q4 A1984年9月,事隔整整43年之后,沙洲县委党史办公室工作人员黄瀛舫、苏胜夫专程到南京,采访了离休后定居在南京苜蓿园的温玉成将军。这位身经百战、历尽坎坷的老人热情接待来访者,并深情回忆和讲述了参与沙洲反“清乡”斗争的前后经过。次年春天,温玉成将军又专程来到沙洲,故地重游,还专门到徐家高桥实地察看,缅怀和悼念英勇牺牲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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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3 {" K% n1 }7 |谭启龙指挥南丰之战 史 鉴 谭启龙是江西永新县人,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1928年参加革命,解放以后曾担任山东、浙江、青海、四川的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并担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政委。* n5 Q0 C+ v) I
1945年10月,我党执行重庆《双十协定》,主动让出南方8个解放区,将解放区内的人民军队撤往苏北、皖北和陇海路以北地区。谭启龙率领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约六千人,奉命从浙东地区出发,执行北撤任务。国民党却背信弃义,对我北撤部队南追北堵,东西合击,妄图乘机将我军围歼于江南。谭启龙率领的苏浙纵队在北撤途中遇到的敌情尤为险恶,刚从浙东出发,便连续数次遭到敌人5个师、7个团的围追堵截。谭启龙和广大指战员临危不惧,沉着应战,英勇击退敌人的多次合围,在险境中杀开血路,于10月20日转战跋涉到达沙洲,当晚宿营于南丰镇,准备从沙洲渡江北撤。
2 ]- X, E% U( `# n. A岂料国民党第三战区仍不肯善罢甘休,暗中命令国民党别动队第十三纵队司令熊剑东在常熟一带再次对苏浙纵队中途拦截,妄图趁我疲惫之机一举全歼。熊剑东原是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日本投降后,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纵队司令,其伪中央税警团也改编为国民党编制。熊剑东自恃人多枪多,根本不把浙东部队放在眼里。他原以为新四军要从常熟福山港口渡江,于是先把部队拉到福山,以守株待兔之势设下包围圈。不料我军到常熟后直插沙洲,夜宿南丰。熊剑东扑空失算,仍求功心切,急忙纠集其伪税警团旧部以及“忠义救国军”等乌合之众2000余兵力,于20日当夜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向南丰镇发起进攻。
- r& W$ B1 g4 K* W! c- z殊不知,苏浙纵队是富有实战经验的英勇部队。获悉敌情动向后,谭启龙政委一面命令金肖支队负责警戒,一面派人深入侦察敌情,摸清敌人底细,在明了敌情后制订出周密的反击计划。
$ R* M4 i% S4 p21日凌晨6时许, 在谭启龙亲自指挥下,苏浙纵队开始自卫反击。我军指战员如猛虎出山,直插敌人阵地,来了个中心开花。熊剑东的部队原以为我方人少装备差,长途行军作战后体力不支,谁知却碰上新四军精锐部队,犹如以卵击石,一下子就被打得晕头转向,很快便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一仗下来,我军毙敌数十人,俘敌百余人,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这次战斗是八年抗战时期发生在张家港市境内双方参战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
* x: L6 P6 r* E当天下午,谭启龙率领苏浙纵队从南丰继续行军,到达大新年旺街。这时,苏中六地委书记钱敏和六分区司令包厚昌率部队从无锡赶到沙洲接应,同谭启龙部队胜利会师。
# e0 N, | }( E( x第二天,六分区部队和中共沙洲县委一起,在年旺街召开军民大会,欢迎远道而来的苏浙纵队,共庆南丰之战的胜利。沙洲人民杀猪担酒,热情慰问子弟兵,沙洲县政府还拨出一大批粮食,补充部队给养。苏浙纵队也向沙洲县政府赠送许多枪支弹药,装备沙洲地方武装。! D M; ?/ l% D- v) u
次日,苏浙纵队在沙洲军民的帮助下,从七圩港至护漕港之间的各个港口安全渡江北撤。
! j* I, N1 F1 @ P4 O 上世纪80年代,南丰镇党史编写人员赴济南采访曾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谭启龙,他挥笔题写了“南丰之战”四个大字相赠,以作纪念。. y& y& p/ t( K6 q
1 F! n9 p1 b9 I小大圩埭战斗 沈凤仪 1945年7月的一天,我们沙洲县大队住在太字圩港东南苏三堂埭上。一清早,大部队接到情报:国民党三区伪区长倪仁坤纠集一些狐群狗党,住在小大圩埭,企图来沿江一带骚乱我们的后方。敌人有五、六十人,武器有2挺轻机枪,30多支步枪,10多支短枪。8 g0 b* V1 V6 m+ E7 j
县区领导沙金、焦康寿、余静德、田方、何洛等同志接报后,及时研究对策,决定主动出击。于是立即派出通讯员通知东沙区成国粹、张永明等同志,带领区武工队到大小圩埭东边某地故意暴露目标,待命佯攻,且声势要猛,以吸引敌人。通知李桐明、张毅等同志带领沿江、海沙两区武工队,在县大队西侧某地待命,战斗打响后,紧跟大部队进行战地搜索,打扫战场。县大队担任主攻。
4 ?! N% _+ L' y$ O5 u p县大队武器装备较好,当时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一挺美制汤姆式机枪,40多条步枪,10多支短枪,2支德造快慢机(当时有小机枪之称),每人还有4颗手榴弹。加上3个区的武工队,人数有90多人,步枪30多条,短枪10多支,手榴弹200多颗,地雷50多个,从力量上说,足以压倒敌人。
2 Q. X/ r7 s: ]1 H6 a5 _余静德大队长进行战前动员。他对敌我双方的力量进行了对比,指出我方的优势,鼓舞了大家的士气。随后又作了具体的战斗部署。他要求我们发扬猛打猛冲的精神,发挥近战的优势,把敌人打个落花流水。根据战斗需要,当时组织了3人突击组,由沈凤仪、李阿荣、王福云3位同志组成。焦康寿同志交待我们的任务是:捕捉敌人哨兵,冲进敌阵,打乱敌人步骤,冲垮敌人阻击。* h7 }" F) ~$ @
下午3点多钟,相继接到了3个区武工队汇报,他们已经进入预定地段。我们部队一律轻装,要求行动迅速,尽快投入战斗。突击组跑步向小大圩埭冲去,后续部队相隔100米左右小跑跟上。敌人哨兵发现和我们已是一桥之隔,对天放了一枪,拔腿就逃。我们猛追过桥,不见哨兵,只见敌人黑压压的一片站在场上,准备走路。我们就用步枪向敌人射击,手榴弹同时向敌人飞去。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榴弹声吓得晕头转向,顿时一哄而散,溃不成军,抱头鼠窜,各自逃命。他们中有的跳河逃跑,有的连滚带爬从豆田里溜走。来不及逃跑的,跪地求饶,成了我们的俘虏。6 z- ~+ d' X3 @' }& [
我们的后续部队,听到前面接火,散开队形,抄敌后路铺天盖地包围上来。敌人逃跑,我们跟踪追击,咬住不放。敌人退至半埭,突然向我们开枪,妄图负隅顽抗。由于县大队迅速赶到,抄了敌后路,敌立足不稳,再次溃退。从大小圩埭到东面港沿,有一片开阔地,敌人在那里用两挺机枪向我们交替扫射,以掩护他们的小部队撤退。我们占领坟包有利地形,再次组织冲锋。敌人不堪一击,纷纷溃退。我们一直追到牛市街(今合兴镇)南面小港,已是下午6点多钟。何洛指导员吹响了集合哨音,发出停止追击命令。沈凤仪、王福云两位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负伤。部队撤回各自住地。8 u. p& S- l% _9 S5 ^2 C! u
据统计,这次战斗共缴获长枪8支,短枪5支,各种子弹300多发,伪法币2万多元。抓到俘虏15人。. ^6 p1 d) z" I( R7 j2 E
当夜焦康寿同志主持审问战俘。在俘虏中,有”忠救”小头目耿士廉的秘书及其姘妇,有管钱的军需和收捐的卡子人员,其余是勤杂人员和一般的喽啰。据耿士廉的秘书供认,这次耿士廉集中了他手下的所有特工队(胡竹山、屈金保、曹培富、龚宝生、曹官全、倪仁坤等)约300多人,有意来和我们较量一下。敌人当天得到情报说,新四军已有准备,也在调动部队,三路集中,东边有七、八十人向西移动,后塍方面有一队新四军也有80多人向东开来,正北江边有新四军100多人,东、西两路向正中靠拢,耿士廉一伙分析认为我方定有高级指挥官在内,故不敢轻易行动,便让大家提早开饭,准备另找机会和我们较量,哪知迟了一步,被我们击败。焦康寿同志对俘虏进行了时事教育,要他们认清形势,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余静德大队长也警告他们,今后不许再破坏抗日,否则死路一条。经县委书记沙金同意,俘虏全部释放。# n* M) \" y8 n- _, K2 |' @
第二天,余大队长进行了战斗总结。他分析了战斗取得胜利的原因,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大家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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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横行中兴街纪事 陈茂根 我们怎能忘记那“抬头见岗楼,迈步行路难,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苦难岁月!
* L& J6 j. @" F! w4 b* X我的童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度过的,我耳闻目睹了日寇的残暴行径,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 B' b; W6 a1 N& _: {我的故乡地处江阴县与常熟县的交界处(今属张家港市中兴街)。两县以一条川港为界,全长十几里。中兴街是日本鬼子的一个重要据点,这里驻了不少日本军队。日本鬼子为了加强防备,沿着这条川港,从南到北修起了长长的篱笆。他们拆小桥、留大桥,在险要地方建岗楼、筑碉堡,戒备森严。每晚早早锁门,并有专人把守,对来往行人都要搜查盘问,老百姓都说“行路难”!" G1 t6 U7 p' Y( e4 j* n b4 |
有一天,当上街购物的老百姓最多的时候,忽然,一队鬼子兵,打着旗、扛着枪,杀气腾腾地上街“清乡”。他们先堵住中兴街的几条交通要道,然后将成年老百姓赶到南街上的庙场上,要检查所谓 “良民证”。凡有证者,经过仔细辨认可以放行,没有带证者便关在庙堂里,接受鬼子兵的严格审查。有的人可以出钱请人担保,从而获释;有的人无钱请人担保,便被带到鬼子兵的驻地进行严刑审讯,皮鞭、棍棒、老虎凳;吊打、火烫、灌辣椒水等,其情其景真是惨绝人寰。遭殃的人或致残、或死于非命。有个姓周的中年男子,鬼子兵怀疑他是新四军,被当众砍死在中兴街北面的荒坟地里……, H+ L% y# @$ |" H! M' H
记得在深秋的一天,天空阴云笼罩,凄雨绵绵。中兴街上很多商店早早便关门打烊了,到处一片恐怖气氛,人们在担惊受怕中熬着过日子。此时,有几个鬼子兵荷枪实弹在街上乱窜,那哒哒哒的铁蹄声,令人心惊肉跳。这里的年轻人和妇女们都去避难了,留下的是老人和儿童。唯独理发店里还有父子两个理发师——黄顺林和儿子黄锡贵。日本鬼子不问青红皂白,便将黄锡贵拉到曹家屋里进行拷打审讯,逼问他是否是新四军。一会儿将其吊在梁上毒打,一会将其头沉到水缸里……几小时的非人折磨,黄锡贵已气息奄奄,日本鬼子见问不出什么,只好将他放了。黄锡贵因伤势过重,不久便含恨死去。
' w" ?- ^7 k' _: E( I W1 P+ S+ V又是一个严冬季节,天空下着雨飘着雪,大地一片灰茫茫。忽听得邻居家有人喊救命。那时我才七、八岁,便循声窥视。原来是伪乡长曹宇州因没有及时如数收齐军粮交日本鬼子,被抓到邻居章家灶间遭毒打。8 p) ?4 p' J9 ]7 M- r) |+ ^
鬼子兵横行霸道,他们看见青年便要抓,看见妇女便要抢,看见鸡便要捉,看见狗便要杀……有一次,日本鬼子“清乡”到安仁桥,村里有位妇女刚生孩子没几天,在家里“坐月子”,不幸遇上了这些狗豺狼,也没逃脱这些野兽的蹂躏!
1 Y" `+ O3 V% x S如今在此忆及日军暴行,只为告诫后代:和平不能乞求,落后就要挨打!要居安思危,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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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0 ~; b) X# z+ z i8 `新四军撤离沙洲前后 史 征 北撤准备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国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我党为了挫败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作出重大让步,主动提出撤退长江南北分散孤立的八个解放区。
% S" i/ S j g- h3 j早在《双十协定》签订前夕,苏中六地委在锡北举行紧急会议,钱敏、包厚昌、任天石、李中、姚家礽、沙金、杨增、张卓如、尤旭等出席。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决定立即准备北撤。首先将老弱妇孺和钱粮物资撤往苏北;部队及各县委、区委暂留原地,作好接应浙东纵队北撤的准备;突击征粮征税,组建留守部队,镇压一批反革命。同时,会议还决定建立澄锡虞中心县委和苏常太中心县委,以代替行将撤销的苏中六地委;撤销县委、区委及县、区两级政权,改设县、区两级特派员。
; e" M1 t0 C. u10月中旬,中共沙洲县委在沿江区德积苏三堂召开了县、区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传达上级有关北撤指示:此次北撤,一方面是为了向全国人民表明我党执行《双十协定》的诚意及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顺应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愿望,以便在政治上进一步赢得主动;另一方面是为了收缩漫长的战线,加强长江以北的阵地,在军事上作好抵抗国民党在南线进攻的准备,掩护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县委要求全县所有政治面目公开的党、政、军人员及民运工作队员,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地撤向苏北,政治面目未公开的干部、党员,转入地下,隐蔽待命;布置各区突击征粮征税,为北撤作好物质准备;同时决定组建新四军沙洲留守处及留守部队,以坚持原地斗争。
& a) a: O. p6 M0 |. {0 O/ X县、区领导干部会议后,全县开始突击秋征。沙洲县政府和沿江区政府、海沙区政府、后塍市政府先后张贴布告,公开号召秋征,然后由各区召开伪乡、保长会议,按田亩数逐级摊派征粮任务,指定他们出面向富户征收。仅一、二个星期内,秋征就在后塍、沿江、海沙年旺街以北地区和东沙店岸、横墩两乡全面展开。各区队战士分头到各地催征,并抓紧对当地港口、油坊、棉花行、粮行等征收赋税。双山民兵一边秋征,一边发动群众抢割芦苇,扎成芦排,运往苏北。与此同时,沙洲县大队投入了保卫秋征的战斗。一次,沿江区队在运粮途中遭到土匪抢劫。县大队获报后即组织队伍追击,击毙了土匪头目,夺回被劫走的大米。全县一面秋征,一面组织船只运粮至苏北。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征得粮食约一千石,抢运芦苇数十万担。当时虽然敌人到处散布“新四军要败逃苏北”的谣言,给我方秋征工作造成困难,但在沙洲县委直接领导下,各区基本完成秋征任务,为我军北撤作好了物质准备。 为了使地方党组织在我军北撤后免遭敌人破坏,并能坚持在沙洲,同敌人展开合法斗争,各区遵照县委指示,向各支部党员进行形势教育、气节教育,以稳定党员群众的情绪,坚定他们的革命信念,并布置他们转入地下,隐蔽待命。 孙刚、李桐明负责布置海沙区党组织的隐蔽工作。经县委同意,确定肖国衡为海沙区地下党特派员;孙桂民和蔡培坤为联络员,以补锅钉碗的职业为掩护,进行单线联系,坚持地下活动。 后塍市、沿江区、东沙区、城郊区的各个支部或小组,分别由刘一、赵惕义、张永明、陆英等区(市)负责同志布置隐蔽,对重点支部的负责人指定了代号,并交代了今后同上级接头的暗语。赵惕义还遵照县委指示,布置大新、中兴、德积、后塍等地部分地下党员就地隐蔽了一些枪支、弹药,为今后开展武装活动作准备。 布置妥善后,各区把隐蔽在沙洲的地下党关系全部转交给县委。 沙洲是北撤的主要通道,事先,中共苏中六地委布置沙洲县委作好接应浙东纵队及苏南兄弟部队北撤的准备。10月中旬,中共沙洲县委布置沿江、海沙两区,控制船只,集中一部分粮草于护漕港,准备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 10月下旬,中共沙洲县委着手组建新四军沙洲留守处和留守部队,县委副书记陆顺生任留守处主任兼留守部队政委;县大队指导员邵荣祖任留守部队队长;城郊区委书记陆英任留守部队指导员;海沙区委书记李桐明挂留守部队指导员名义具体负责地方秘党工作。留守部队战士由县委从县大队和各区队挑选立场坚定、熟悉沙洲情况的人员组成,有一个长枪排(三十六人,分三个班)和一个短枪班(十二人)。长枪排一律配备三八式步枪,还配有一挺轻机枪。 至此,中共沙洲县委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作好了北撤的准备。 北撤经过 1945年10月,我苏南、皖南、浙东、浙西四个解放区的部队,执行《双十协定》,开始撤向长江以北。新四军浙东纵队(另一番号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五六千人(包括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支队、金肖支队、警卫大队、军政干校等),在政委谭启龙、参谋长刘亨云率领下,于十月中旬从浙东出发,经过奉贤、鲁家汇,在闸港渡过黄浦江,于莘庄越过沪杭铁路后到青浦观音堂、重固一带集结。四、五天后,部队启程继续北撤,经过白鹤港,在天福庵穿过沪宁铁路,通过太仓进入常熟,经白茆、梅李等地,于10月19日下午进入沙洲,当晚宿营于南丰镇。 d$ k! @2 r% H
就在我军主动撤离江南的时候,蒋介石却背信弃义,调兵遣将,不断袭击我方,妄想把我军消灭在北撤途中。10月18日前,国民党镇波第三纵队熊剑东部(原伪中央税警团)奉国民党第三区常镇守备指挥部孙元良之命进驻常熟、江阴一带“剿匪”。10月19日,熊剑东亲自率兵二千余人,集结于常熟福山港口,妄图伏击我渡江部队,阻挠我军北撤。扑空后,该部于20日凌晨二时许,兵分三路,向我浙东纵队宿营地南丰镇进袭。我方鉴于地形不熟,敌情不明,不宜贸然出击,遂令金肖支队负责警戒,并派侦察参谋王挺率部侦察。天明后约六、七时许,我军开始反击。谭启龙、刘亨云亲自指挥战斗。三支队队长蔡群凡和警卫大队队长王荣贵,率领部队分别从东、南两路出击。全体指战员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勇猛战斗。经过一、二个小时的激战,敌人纷纷往东南方向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至福山。十时许,谭启龙下令停止追击,结束战斗,打扫战场,准备北撤。这次战斗,毙敌数十人、俘获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一百余条,短枪三十多支及一大批弹药。, B+ x0 c& R$ l2 n% i
下午,部队继续西进,经鹿苑、西港、郁家桥,到达沙洲沿江一线。第二天,中共沙洲县委和接应浙东纵队北撤的苏中六分区司令部一起,同浙东纵队部分指战员会合于年旺街,召开军民大会,欢迎浙东纵队的到来,庆贺南丰之战的胜利。会后,沙洲人民杀猪宰羊,热情慰问子弟兵。沙洲县政府拨出一些粮食,补充部队给养;并命令县大队集结在严四麻子桥至后塍一线担任警卫,以防备江阴敌军袭击;同时通知沿江、海沙两区集中船只,为浙东纵队作好渡江准备。浙东纵队赠送了许多枪支弹药,装备沙洲地方武装。
' J4 X- k) H; T0 C, J( \7 e$ X0 B) q10月22日,浙东纵队告别沙洲军民,分别从护漕港、太字圩等港口渡江北撤。) O% ]/ B! F) t9 y. l V* {9 Y0 j
10月25日左右,苏中六分区司令包厚昌,率领一百余人,经护漕港撤至苏北。
- i& O; A9 q; L* a$ v; j2 ~此后,锡东、锡北等地部分干部、战士,陆续撤至沙洲,在中共沙洲县委接应下,相继渡江北撤。至11月20日左右,锡东、锡北两县最后一批北撤人员约数十人,在李中、张卓如率领下途经沙洲撤至苏北。至此,沙洲县委全面完成了接应兄弟部队、兄弟县北撤的任务。
+ Z) x1 R- l& R; D在我江南解放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一些混进革命队伍内的投机分子开始动摇,甚至叛变。沙洲县东沙区队发生了哗变。( @5 U! j" ~- ?* g
1945年10月底的一天早上,东沙区队短枪班战士石民安(又名石旺侯)、二班副班长周洪发密谋率众叛逃,企图拖枪投奔国民党常熟县党部负责人石民佣。临近中午,区队新战士陆品兰玩枪不慎走火,二班长杨金根中弹身亡。石民安、周洪发、苏三候等人以“江南人蓄意打死沙上人”为由,乘机煽动哗变,绑架了原县大队指导员何洛及区长陈有光、财粮委员尉迟凤鸣等人。事发后,何洛以取款为名把石民安骗离区队,伺机与其搏斗而逃脱。石民安返回区队,率哗变者二十余人,携带步枪十六支,盒枪三支,手枪一支,手榴弹三十余颗,押着陈有光等人投奔常熟。途中,尉迟凤鸣、陈有光相继逃脱,陆品兰被害。同一天,东沙区队副朱盘生伙同战士张雪祥,从区委通讯员许宗保手中夺取了区委书记张永明的短枪叛逃,投奔国民党南通五分区区公所。0 B! V6 J9 c1 h; e
县大队得知石民安率众叛逃的消息,即组织队伍追击,但石民安一伙已逃逸无踪。东沙区队部分成员叛变投敌,部分成员散伙,只留下少数战士随区委北撤。10月底,县委派出部分干部、战士到东沙,收回区队储存于西港的粮食、钱钞,处理善后事宜。
& F' Z1 G$ t3 ?: t# U2 t1945年11月初,沙洲县党政军干部、战士开始组织北撤。中旬,孙刚率领十多名县大队战士及五、六名北上参军的青年学生,携带六十石大米,十几两黄金,四十多个银元,分乘三条木船,从护漕港撤至苏北。下旬,沙金、余静德率领县大队一百余人,经护漕港渡江北撤。各区委、区政府及区队在完成秋征任务后陆续北撤。至11月下旬,我方在沙洲的二百余名党、政、军人员及大批物资均已撤至苏北。成国粹、赵惕义在处理完北撤的善后工作,散发了新四军《告别民众书》后,于12月中旬撤至苏北。至此,沙洲已全面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仅留守部队在沙洲坚持斗争。
" m. ~2 H8 J5 y9 _( \- K: `) U国民党卷土重来 随着抗战胜利及我军战略转移,国民党军队很快就卷土重来。1945年9月2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军镇波第三纵队所属八百余人,由支队长刘树勋率领进入常熟城。不久即进入东沙地区(常熟沙洲)。10月2日,国民党九十四军第五师第十五团一营进驻常熟城。10月中旬,国民党常镇地区守备指挥部命令其所属镇波部队熊剑东、刘明夏两部进入苏镇铁路以北常熟、江阴一带“剿匪”。熊剑东部进驻常熟福山镇,接着就发生“南丰之战”。10月23日,九十四军奉令空运平津,新六军廖耀湘部进驻苏常各地,其所属十四步兵师四十团一营驻常熟。10月5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军镇波第四纵队一千五百余人,由司令王一藩率领从武进开拔抵达澄西夏港,10月6日下午2时进入江阴城。11月,国民党四十九军七十九师二三六团团长李乃赓率部经武进进驻江阴城。12月3日李乃赓派兵一大队进驻沙洲晨阳地区各港口。12月中旬,国民党四十九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团部进驻华墅、杨舍等地,其一营进驻华墅附近;二营进驻护漕港、巫山、长山等地;三营进驻段山圩、金鸡港等地。西港、杨舍、晨阳等地都驻有保安团。国民党军队进驻沙洲后,到处修筑工事,大新、段山、老海坝、护漕港、太字圩等集镇和港口,都设有国民党军队的据点。
^5 {5 }0 d0 d& }0 a- l% c9 B0 K环境的恶化,给我留守部队活动造成困难。12月中旬,苏中六分区司令包厚昌(一说澄锡虞中心县委书记李中),命令新四军沙洲留守部队北撤。旬末,陆顺生、李桐明率领长枪排经拦门沙天落漕撤至苏北。陆英、邵荣祖给护漕港国民党驻军(国民党四十九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二营四连)发信宣传我党当时提出的实现和平、反对内战,实现民主、反对独裁,实现团结、反对分裂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国民党顽军玩弄阴谋手段,复信我方建议谈判。陆英、邵荣祖经请示陆顺生同意后,约定于12月21日上午在严四麻子桥附近村上举行谈判。谈判那天,我方为了防止对方耍弄阴谋,把短枪班分成两组,分别警戒在火通港和严四麻子桥北面的渡口。布置完毕,陆英去火通港查看警戒时,遭敌四面包围。敌人快速行动,妄图将我围歼。陆英、邵荣祖及通讯员芦八郎、炊事员王素文四人不幸被捕。其余被迫转移到太字圩港,连夜撤至苏北。至此,新四军沙洲留守部队已全部北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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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8 E. I9 ?* q. E虎口“借”粮 郑生大 解放战争时期,我沙洲县地下武工队在党的领导下,不仅在与国民党反动势力作政治斗争、武装斗争中取得巨大胜利,而且善于做统战工作,努力争取国民党人士为人民的事业效劳。有力地支援了我沙洲地区的革命斗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x- R* O. w/ q1 U6 h- Z! P' w. d& E1947年清明节前后,国民党企图进攻苏北。我党为了牵制敌人,决定调部分原籍苏南的同志从苏北回来开展武工活动。这时,上级通知成国粹同志到锡南去接何洛同志回沙洲(他在锡南以卖布为掩护搞地下革命斗争)。成国粹同志在无锡南门找到了何洛,两人一起乘轮船回到了杨舍,又到合兴街西南的常家埭朱友生家里研究工作。一个月后,李桐明、张文明、朱帆也到了那里。朱帆是沙洲县工委书记,何洛是特派员,成国粹是副特派员。一天,他们五人和秘党负责人储新明、赵惕义在大新乡肖国衡家召开了会议。由曹文熙和肖国衡担任警戒任务。会议决定建立沙洲县武工队和开展武工活动,同时研究了党的发展工作、统战工作和自力更生解决经济和粮食问题。后来,钱仁忠、陆留宝也都集中起来了。一天,何洛、成国粹等同志到了福善乡桥头街,找到了福善支部书记王福琴,王福琴住在何洛家隔壁。于是,他们就一起商量解决粮食问题。后来他们六、七人又一同去晨阳乡朝东埭王福琴表兄夏文炳家里具体研究到国民党田赋处“借”粮事宜。$ @: A4 o+ [* A* Q* U% O
何洛同志提议说:“我堂兄陈耀祖在后塍田赋处当粮食会计。他是桥头街医生张福臻介绍去的,因为张福臻是后塍田赋处主任徐锡瑞的表兄。因此,我们可以用党的统战政策,对他们进行教育,争取他为我们服务,为革命效劳”。
( v# K6 T! w4 F. `$ g+ `7 Y6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认为可以首先争取和利用陈耀祖,打开缺口,逐步设法去“借”粮。
( a1 X& Z8 ?# W7 y翌日,何洛、成国粹商量后写了一封信,派王福琴兄王福荣到后塍田赋处交给了陈耀祖。信的内容大致是:沈家三圩埭沈宝通家买田,你今晚回来到他家去,帮他做纸立契、吃酒云云。当晚,陈耀祖带了一个同事陈金富一起到了沈宝通家里,何洛、成国粹、朱林官等,向他们宣传了我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说明我党我军的革命宗旨是为人民求解放,消灭反动派,建设新中国。并指出,与人民为敌决没有好下场。进而晓以利害关系,开诚布公地进行磋商“借”粮事宜。后来,陈耀祖答应下来,还商量了联系办法和工作步骤,才回后塍。
% e) A6 [6 L7 A不几天,徐锡瑞调任国民党长泾田赋处主任,后塍田赋处由许永康接任主任。陈耀祖一时不知许永康的底细,未敢轻举妄动。渐渐地,他了解到许永康喜欢喝酒,就经常与他喝酒交谈,因此相处日密。# h1 f% Y! L* U
1948年秋天,何洛同志派人与陈耀祖联系,要求陈耀祖设法叫后塍田赋处征收大米,不要征收稻谷,因考虑到武工队今后搞了稻谷,不便于轧米。于是在一次会议上,陈耀祖就向许永康联系征收大米,理由是:减少“国军”麻烦,也减少我们麻烦,还可以少占仓库。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许永康在会上就同意了这个建议。后来,仅一个月时间,就征收到大米两、三万斤。
9 B. @& Y/ @3 I- }一天,武工队又以陶伯川(何洛等集体名字)的名义,送给陈耀祖一张纸条,要他赚取许永康在徐家高桥头后面埭上一个人家里见面,对他做教育和争取工作,以便进一步由我党控制田赋处。近晚,陈耀祖对许永康说:“今天我亲戚家办喜酒,带信叫我去吃晚饭,路不远,就在高桥头后面埭上,请你同我一起去,长长我的面子,借光借光,请不要推辞。”许永康盛情难却,只得同意了。后来两人一起到了高桥头,便衣武工队已在那里派人接他们,于是就一起到后边埭上去。到了埭上一个人家家里,许永康看到了十多个武工队员都带了武器,吓得浑身发抖。陈耀祖对他说不要怕,就叫他一起同何洛、成国粹等见了面。武工队对许永康做了教育工作,晓以革命道理和利害关系,最后许同意“借”粮,并说:“你们今后来装粮,可以直接找陈耀祖代办。”陈耀祖说:“田赋处的图章在你那里,叫我如何代办?”许永康说:“回后塍以后,我一定将印章交你保管。”这时期,国民党后塍田赋处实际上已由我武工队所控制。5 |- ?1 a1 [( O9 w( f' @
1949年3月中旬,为准备人民解放大军渡江后的粮食,沙洲县武工队就派后塍地下党员施连庆(又叫施明方)等四人摇了一只小船,带了一张盖有国民党粮食局假印章(用肥皂雕刻而成)的领粮单,堂而皇之地去装运粮食。他们在后塍,通过敌军层层岗哨,在敌军刺刀下到了田赋处,找到了陈耀祖,把“领粮单”给了他。陈耀祖佯装仔细看了一遍,就立即开了米仓,让施连庆等四人装运出大米六千斤左右。为了安全,陈耀祖还假造一张证明,说粮食是运往江阴县国民党粮食部门的。施连庆等人摇了船,又通过了敌人的几重岗哨,顺利地把大米运往杨舍十房园。9 I* r8 `/ N: s) A
1948年冬,国民党后塍田赋处已征收大米近六十万斤,仓库放不下,借用民房和米店寄存。1949年2月,武工队又以“陶川伯”的名义,通知陈耀祖不得让国民党将大米运出去,并要他转告长泾田赋处主任徐锡瑞(徐当时也已被武工队争取过来),不得将米运出去。但是,当陈耀祖在无锡寻到徐锡瑞后,才知他已让国民党江阴县粮食部门把大米装去了。过了几天,国民党江阴县粮食部门又派人来到了后塍田赋处,妄图把大米装走。陈耀祖根据我武工队指示。以“近来港水浅,半路上搁浅抛锚,延误时日,安全也成问题”为由,没让敌人将大米运出去。
0 u1 {* S/ ~+ N9 i1949年4月21日早晨,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武工队接到上级拨粮支援大军南下的通知后,就派人同陈耀祖到巫山南安全村,接洽解放军“三野”二十九军装运大米任务。后来“三野”二十九军至后塍,用四百多匹马驮运大米十多万斤(用麻袋装),支援大军解放无锡、上海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