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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雷姆尼克是《纽约客》杂志的总编辑,在1987─1991年间,他是《华盛顿邮报》派驻莫斯科的记者,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他采访过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也见证了这个强大政权的失败。后来他把这些采访集结成书,这就是他的名著《列宁的fm》,此书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奖。下面这篇文章所提及的事实大都出自此书,有一些也参考了别的资料。
1、《忏悔》的公映
1987年《忏悔》在全国公映,是苏联解体之前极为重要的文化事件。(网络图片) 1987年,格鲁吉亚导演钦吉兹・阿布拉泽的电影《忏悔》在全国公映。这是苏联解体之前极为重要的文化事件。影片完全虚构,情节有点像后来的美剧《暴君》:阿拉维泽是一位1930年代的州长,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许诺要为人民建立“人间天堂”,但大权在握之后,他开始残暴地践踏和虐待当初支持他的人。晚年愈发昏愦,甚至想开枪射下太阳。他把自己的朋友,艺术家山德罗关进了集中营,后者就死在那里。多年之后,山德罗的女儿柯蒂开始追寻父亲的死亡之旅,并决定复仇。那时阿拉维泽已死,柯蒂挖开了他的坟墓,撬开了他的棺材,并把他的尸体拖出来“罚站”。 在那个时候,苏联依然强大,审查部门依然有着不容质疑的权力。但和大多数极权政府一样,因为官员的昏庸草率,审查总有缝隙,政府也不可能禁绝所有的事。《忏悔》提交申请时说是一部“关于道德与伦理的电影”,其实影射意图十分明显,片中的阿拉维泽就是斯大林。 那时戈尔巴乔夫上台已经两年,许多人都知道,戈氏的祖父、外公都曾是斯大林时代的囚犯,他对斯大林不可能完全没有意见。而当时苏联和世界的局势,也要求他必须以一种较为开明和宽松的姿态出现。在1987年1月的苏共中央会议上,他宣布要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月后,他在克里姆林宫告诉记者:苏联将填补“历史的空白处”,“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人的名字,如果我们遗忘或不去追寻那段沉默岁月中的牺牲者姓名,那是不道德的。我们必须揭露历史的真相。” 《忏悔》公映之后,在苏联各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不仅公开说出了极权的罪恶,也让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开始反思罪恶的来源以及成因。或许可以说,正是这部电影揭开了苏共一直遮挡和掩盖的那些东西,把“我们不能这么活”的念头深植于每个人心中。值得一提的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也看过这部电影,看过之后,也正是他批准了《忏悔》的公映。 苏联解体之后,有记者采访钦吉兹・阿布拉泽,问他当初为什么想拍这么一部电影,他反问道:这个,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
2、基马的卡片
《忏悔》让无数苏联人感觉振奋和激动,基马就是其中之一。他本名叫德米特里・尤拉索夫,生于1964年,从高中时代起,基马就致力于一件在当时毫不起眼、后来却证明无比重要的工作:他收集那些在苏共统治下被囚禁、被处决的受害者名单,然后把这些名字写入卡片,卡片上列有他们的姓名、生卒年月、被迫害的事实……到1988年,24岁的基马已经填满了200,000张卡片。换言之,在成千上万的遇难者尸体中,他已经找到了20万具确证无疑的骸骨。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或者说,从更早的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的军警特务就已经无力阻止人们在饭桌上谈论这个政权所犯下的累累罪恶。这也是极权末期常见的景象,当独裁者的权力日渐软弱,平民的反抗──无论是行动还是言语──就会越来越直接和激烈,而任何试图重建极权的努力都将被证明是徒耗心力,他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平民的愤怒,还有知识精英的嘲笑,以及整个官僚系统的懈怠与抵制。在1987─1988年间,在莫斯科、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人开始自发地聚集起来。他们讨论历史和时事,嘲笑苏共及其领导人,模仿他们的动作、姿势和话语,常常引起哄堂大笑,许多我们熟知的苏联笑话就出自其中。其中一个不定期的聚会就是“莫斯科论坛”,参加者包括著名的萨哈罗夫,以及列恩・卡平斯基,后者是苏联著名的红二代,其本人也曾是体制内的明星,但在1987年前后,他开始公然称自己为“半个异议分子”。 基马是“莫斯科论坛”最年轻的参加者,萨哈罗夫这种“长胡子的成年人”一定给了他不少启发,但他也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事实上,他常常在论坛中露出轻蔑的笑容。按今天的说法,基马出身于一个粉红色的家庭,他爸爸是一位体制内的工程师,他妈妈热爱斯大林以及斯大林的时代,他们家从不谈论时事,也从来不读那些“反动的”地下刊物,但基马还是一点点褪去了身上的粉红色,渐渐成了一个坚定的异议者。 他当过兵,退伍之后在苏联最高法院的“书库”找到一份工作,书库里藏有数百万份“罪犯档案”,基马就利用这些档案慢慢充实自己的卡片。这种事注定不会长久,他的一位主管很快发现了他的秘密,他们开除了他,失业之后的基马做过一段时间搬运工,但一直到1988年,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卡片事业。 没人知道基马后来过着怎样的生活。在苏联解体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动荡中,他的名字没有再出现过。我想他应该不会死,他今年52岁,也算是美好年华,不知道他会不会为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自豪。但在当时,并不是每个苏联人都能理解他的工作,有人这样问他:你很有热情,但你是否想过,你的热情能否带来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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